小行星

腐海無邊,回頭未見岸

斯特拉斯堡的烏鴉 by Valerian

在噗浪上看到荷尖角大力推薦,所以就找來準備看啦

1968-1975
冷戰,跨鐵幕戀愛

搜索關鍵字:主角:萊昂‧克里斯滕,康納‧海因斯,安東‧索科洛夫 │ 配角:戴維‧帕克 │ 其它:

首發:http://www.jjwxc.net/onebook.php?novelid=2896893
1.
  烏鴉要來了,這流言已經在領事館里傳了好幾個月了,從頂樓辦公室流出,被參贊們帶到樓下,繼而被無線電發報員們截獲,在他們那狹窄雜亂的小房間裡蟄伏了幾天,終於在餐廳裡像痢疾一樣傳播開來。領事為此大發雷霆,但如果有什麼是領事和上帝都做不到的話,那就是收回傳出去的流言。
  
  美國駐斯特拉斯堡領事館無線電發報處原本有三個僱員,一個彷彿和無線電本身一樣古老,另一個似乎還沒讀完十年級,夾在中間的是萊昂·克里斯滕,這是個尷尬的名字,他自己也這麼認為。法國人懷疑他是德國人,要不就是比利時東部鄉下擠奶工的兒子。而德國人,在聽到他的教名時,往往會假設他能說阿爾薩斯語。這個名字實際上是他那個當牧師的舅舅起的,用於紀念萊昂從未見過的外祖父。他的同僚們採取了一種並不恰當的折中方法,叫他克里斯,天長日久,人們便徹底忘記了萊昂·克里斯滕,只剩下發報處的克里斯。
  
  年長的譯碼員是聖誕節前一周離開的,臨行派對在餐廳裡舉行,沒有音樂,倒是有一鍋黏糊糊的甘藍湯和略微烤焦的果仁小餅乾,氣氛就像曾祖母的葬禮一樣愉快。領事本人並未出席,文化參贊提前走了,聲稱自己有緊急事務,萊昂懷疑這“緊急事務”和參讚的褲襠密切相關;剩下的人在發報員冗長的道別緻辭結束時驚醒,困惑地鼓掌,送他坐上開往火車站的車,各自鬆了口氣。
  
  自此之後,發報處只剩下萊昂和那個長著痘疤的男孩。
  
  “那麼,”男孩問,他叫湯姆,他的父母想必很希望他融入人群中,消失不見,“誰是烏鴉?”
  
  萊昂並不知道,但他新近成為了無線電部門最年長的僱員,一種嶄新的權威感給了他一種必須回答的壓力,“我們不公開談論他,”他抽出一支削尖的鉛筆,假裝在抄錄凌晨從華盛頓來的電文,“你知道領事昨天是怎麼說的。”
  
  “你見過他嗎?”
  
  “不,我沒有。你為什麼不坐下來,做點有用的事呢,托馬斯?”
  
  男孩張開嘴,但在他來得及說什麼之前,門開了,戴維探頭進來,衝萊昂打了個響指,“領事要見你。”
  
  萊昂站起來,把困惑的男孩留在發報室裡。領事一般不和他們有什麼交集,向華盛頓發月度報告的時候也寧可親自動手,決不讓處於食物鏈底端的無線電發報員摸到神聖的報告,哪怕裡面只有酒類報銷單。戴維走在他後面,像驅趕羊群的柯利犬。所有新僱員都會迅速發現,副領事戴維·帕克是這裡的實際掌權人,已經服務過兩任領事。有傳言說他曾經在東柏林當過臥底,但傳言,像領事館的其他一切,真假未明,不予置評。
  
  領事正在打電話,豎起一根手指,示意他還需要時間。萊昂站在門邊,聽著領事和電話線另一頭的人討價還價。辦公室裡有兩張桌子,戴維在靠牆那一張後面坐下,戴上眼鏡,擰亮檯燈。
  
  “克里斯,是嗎?”領事終於掛上電話。
  
  “萊昂,先生,萊昂·克里斯滕。”
  
  “當然。在這里工作多久了,萊昂?”
  
  “聖誕節之後就是三年了。”
  
  “能說俄語嗎?”
  
  “能,但我的法語和德語更好一些。”
  
  “很好,很好,”領事點著頭,雖然發報員並不明白好在哪裡,“我們需要交給你一個任務。”
  
  “先生?”
  
  “戴維會給你一輛車,”領事掏出手帕,擦了擦額頭,看了副領事一眼,得到後者頷首許可才繼續,“是的,一輛車,一輛雪鐵龍,我想,一輛能勝任長途旅行的車。”
  
  “為什麼?”
  
  “顯然,斯科特,原定的司機,得了急性腸胃炎——”
  
  “領事的意思是,”戴維溫和地說,接過發言權,就像從步履不穩的幼兒手裡取走玻璃杯,“你會去一趟貝爾格萊德。”
  
  “無意冒犯,先生,但為什麼?”
  
  副領事摘下眼鏡,仔細地擦了擦,把它放到電話旁邊,“因為你會把'烏鴉'接回來,克里斯滕先生。”
  
  ——
  
  萊昂·克里斯滕絕不是為了成為無線電發報員而跳進外交這個渾濁魚塘的。
  
  他的母親,上帝保佑她衛理公會的靈魂,更希望萊昂能當個獸醫,這樣當牧場裡的母牛要生產的時候就不需要到二十公里外把那個喜歡嚼煙草的墨西哥人請來了。當萊昂最後一次從華盛頓回來,宣布自己即將被派往歐洲的時候,克里斯滕太太往裝廚餘的垃圾桶裡吐了一口痰,繼續攪拌鍋裡的馬鈴薯濃湯。
  
  萊昂在1972年1月23日到達巴黎,坐的是一架C5運輸機,和四五十個木箱一起塞在機艙裡,木箱上沒有任何標籤,也許是飛機組件,也許是凍乾保存的蘇聯間諜。沒有人在機場接他,萊昂拎著從舅舅那裡借來的小手提箱,在機場等了一個小時,覺得自己像個戰爭孤兒。領事館顯然指望這位初來乍到的外交官獨自征服法國國鐵令人迷惑的龐大系統。
  
  奇蹟般地,他做到了。
  
  戴維·帕克把這個從康涅狄格州來的年輕人帶到譯碼員利亞姆面前,就像隨手把撿來的小狗丟給鼻子發白的老狗。教他這玩意是怎麼運作的,副領事說,必要時也可以讓他做些別的。“這玩意”指的是無線電發報機。“做些別的”指的是打掃茶水間和定期餵飼在圍牆裡徘徊的幾隻流浪貓。最肥壯的那隻斑紋公貓名叫基辛格,其餘的沒有名字。
  
  “他們向華盛頓申請人手,”老譯碼員解釋道,把一本翻得破破爛爛的手冊扔在他面前,再放下三四支末端被咬過的鉛筆,“結果華盛頓把你送來了。仍然得物盡其用,你明白嗎?”
  
  這只是暫時的,萊昂告訴自己,過幾個月,外交官生活的有趣部分就會顯現出來了。然而三年過去了,他仍然在那個碗櫥裡收發電報,外交生涯最有趣的部分不過是利亞姆在辦公室午睡時吞進了一隻蒼蠅。
  
  這就是你在等的一刻,他想,發動了汽車,引擎發出令人愉悅的低鳴,一個秘密任務,到南斯拉夫接一個貨真價實的間諜。副領事敲了敲玻璃,萊昂搖下車窗。
  
  “別做多餘的事,”牧羊犬警告他,“也別說多餘的話。”
  
  “是的,先生,我是說,我不會的,先生。”
  
  “除非事態緊急,否則不要用你的外交護照,不要提到領事館,最好做夢也不要想到。記住新護照上的名字,到貝爾格萊德之前一切都得靠你自己,明白嗎,克里斯滕先生?”
  
  “是的。”
  
  “祝你好運。”
  
  他關上車窗,警衛打開了大門,濛濛細雨落在阿爾薩斯大街上,極有可能在深夜變成小雪。穿過瑞士、奧地利和意大利,鑽進共產主義的蚌殼裡找一顆沙子,他想,沾在擋風玻璃上的水珠被雨刷刮去,能有多難呢?
  
  ——
  
  戴維·帕克回到樓上的時候,他的上司正在窗邊,看著那輛雪鐵龍駛出領事館。
  
  “你認為這是個好主意嗎?”
  
  “我們沒有任何別的選擇,先生,”副領事再次擰亮他的檯燈,拿起剛才放在電話旁邊的眼鏡,戴上,“斯科特的身份都已經暴露了,派恩在東柏林,我們不能冒險調動他。”
  
  “可是,一個無線電發報員。”
  
  “出乎蘇聯人的意料,你不這麼認為嗎?”
  
  “但願如此,”領事掏出手帕,擦了擦額頭,車已經從視野中消失了,伊爾河猶如一條灰色緞帶,從成排的枯樹下流過,“否則這可憐的男孩在外面活不過兩個小時。”
  
  “他不在任何人的雷達上,我們給他編了個記者的身份,假如事情出錯,我們又能把責任推到過分熱心的報紙身上了。”
  
  領事把手帕揉成一團,塞進口袋裡,轉過身來,“假如大使問起——”
  
  “假如巴黎那邊問起,”戴維·帕克說,“我們回答,'我們派出了最好的人手',先生。”
  
  2.
  安東·索科洛夫坐在長椅上。
  
  這裡不是莫斯科,因此安東也不叫安東,他在柏林的名字是本傑明·里克特,一個紡織品推銷員,能一眼看出土耳其掛毯的質量高下,會彈鋼琴,聲稱很喜歡狗,卻從來沒有養過。假如他的肩膀比一般的推銷員更寬一些,更像一個橄欖球員,那大概可以歸因於他的晨跑習慣。里克特有一雙士兵的手,那種讓人們馬上聯想起武器的手,滿是老繭和細小的傷疤,如果被問起,他必定會說這是搬布料造成的,誰能想到一捆細格子棉布會有這麼重呢;要是繼續追問,他會提起他那子虛烏有的、在錄音帶加工廠裡度過的青年時代。從口音上聽不出里克特來自哪裡,但反正不會是比波蘭更往東的地方,他的淺色頭髮和眼睛——說不准到底是藍色還是綠色——並沒有提供更多的幫助。也許在他再年輕些的時候,斯拉夫血統的筆觸會更明顯,但現在,因為眼角的細紋和一種後天獲得的冷漠,里克特看起來就像任何一個疲於生活的東柏林人。
  
  這是個適宜謀殺的晴天,他的老朋友會這麼說,適宜謀殺,卻不適合放風箏。風徹底停止了,像是有人按了個什麼開關。子彈離開狙擊槍之後能畫出一條美妙的弧線,擊碎兩公里外的血肉和骨頭。
  
  他的老朋友有一種過分戲劇化的傾向,但現在並不是陷入回憶的好時機。里克特看了一眼手錶,三點鐘剛剛過去,河堤上出現了一個騎著單車的人影,但那隻是個年輕姑娘,臉頰和耳朵被凍得通紅,並沒有多看他一眼。
  
  三點過十分,一個拄著拐杖的人顫顫巍巍地穿過馬路,到河岸這一邊來。
  
  里克特看著他走近,拄著拐杖的老人並不著急,時不時停下來整理一下臟兮兮的灰藍色圍巾,或者用手帕擦一擦鼻子。河裡的野鴨引起了他的興趣,他在長及腳踝的大衣裡翻了半天,掏出一小塊發霉的硬麵包,拋給那些滿懷希望的水鳥。里克特移開視線,直到老人在旁邊坐下,他仍然看看工業區林立的煙囪。
  
  “迷人的陽光,在一月份裡很少見。”
  
  里克特回答說的確是的。
  
  老人把拐杖靠在長椅扶手上,“孩子們週末去觀鳥了。”
  
  “有點太冷了,不是嗎?”
  
  “孩子們能應付的。”
  
  “看見什麼稀有的種類了嗎?”
  
  “還是常見的那些,老實說,孩子們都有點失望,不怕人的小麻雀,杜鵑,聒噪的烏鴉。”
  
  他們都沉默了一會。一艘笨重的運沙船吃力地逆流而上,汽笛拉響。碼頭上的工人使勁揮舞信號旗。
  
  “換作以前,烏鴉在這個季節裡都到更暖和的地方過冬去了。”
  
  “總有些例外。”拄著拐杖的老人伸展雙腿,輕輕捶打膝蓋,他的皮鞋磨損得厲害,沾滿泥點,雖然最近幾天並沒有下雨,里克特看著那雙佈滿老人斑的手,等待下文,“孩子們還聽到一些風聲,四天前,斯特拉斯堡告訴巴黎,他們'派出了最好的人手'。”
  
  “斯科特?”
  
  “不,他留在了馬厩裡。孩子們還指望你能解開這個謎題。”老人取出一個棕色牛皮紙信封,放到長椅上。里克特交抱起雙臂,注視著運沙船,它正在靠岸,一隻龐大的、不識水性的有角甲蟲,幾條纜繩拋到岸上。
  
  “我老了,彼得,不再適合外出打獵。”
  
  彼得站起來,拐杖敲了敲開裂的水泥地,“貝爾格萊德,今晚的火車。”
  
  老人走了,里克特一動不動地坐在原處,看著河水。一隻瘦巴巴的鴿子落在腳邊,發出咕咕的叫聲。為了不讓鳥兒失望,里克特蒐索了身上所有的口袋,卻只找到了些碎成粉末的菸絲。“抱歉,你得到別的地方去碰運氣了。”
  
  鴿子飛走了,安東·索科洛夫拿起棕色信封,離開長椅,低著頭,以躲避從橋洞裡刮來的刺骨冷風。
  
  ——
  
  他的手在發抖,萊昂把車停到路邊,對著擋風玻璃和缺乏修繕的馬路深呼吸。
  
  一切都好,他告訴自己,只需要像個正常人一樣開過檢查站。但話又說回來,一個“正常人”未必需要駕車駛過意大利和南斯拉夫邊境。他想起康涅狄格老家農場裡的公羊奧利,這頭有角的偶蹄動物在他七歲的腦海裡投下了長久的恐懼陰影。他的姐姐荷莉要求他每天把奧利領到草場上,小獅子,她說,把格子襯衫係到腰上,你難道不應該比一頭公羊更勇敢嗎?雖然這個故事的結尾是萊昂被公羊攆到樹上,但還是有所教益的。
  
  他重新發動了汽車,駛向邊檢站。
  
  以邊境檢查站的標準而言,這一個並不特別起眼,只是泥路上的一處崗哨。排在他前面的是一輛運載肉牛的農場卡車,那些龐大的草食動物盯著萊昂,平靜地反芻。車隊緩慢地移動,卡車過去了,路障移開,重新落下。萊昂在褲子上擦了擦手,取出護照。替他們做這些小玩意的是一個沉默寡言的德州人,沒有人記得他的名字和準確職位是什麼,但大家都叫他“銅匠”。萊昂手裡的護照既不新也不舊,磨損得恰到好處,零星幾個海關印戳顯示護照持有人曾經到訪過捷克和古巴。挎著步槍的士兵敲了敲車窗,萊昂把護照和通行許可遞了過去。
  
  “泰勒·霍普?”
  
  “是的。”
  
  “目的地?”
  
  “貝爾格萊德。”
  
  “為什麼?”
  
  這是個哲學問題,萊昂想。“我是個記者,準備報導訪問南斯拉夫的英國兒童合唱團。”
  
  “下來,”士兵命令道,“打開行李廂。”
  
  他照做了,繞到這輛墨綠色雪鐵龍後面,揭開行李廂蓋,裡面放著一個備用輪胎和換輪胎用的工具。士兵把他的通行證遞給一個軍官模樣的人,後者瞥了一眼,不耐煩地揮揮手,示意他過去。
  
  駛出差不多兩公里之後,萊昂才覺得自己的心跳恢復了正常。
  
  離貝爾格萊德還有最後五小時車程,如果他不停下來休息的話,天黑之前就能到達目的地。木工商店,他一遍遍地回憶著副領事在鑲著鉛板的隔音室裡告訴他的,問他們要一盒螺絲,十六英寸木板,一個扳手,按這個順序問。烏鴉就在那裡,把車給他,把第二本護照給他,做他讓你做的事,別問問題。
  
  一點也不難,小獅子,他腦海裡那個聽起來很像荷莉的聲音歡快地說,沒有什麼需要擔心的。
  
  ——
  
  布里格達大街二十三號的木工商店在這裡開了十多年了,是個滿是塵埃和木屑的灰暗洞穴,大概是迫於租金壓力,還賣起了香煙和糖果。顏色過分鮮豔的檸檬糖裝在臟兮兮的寬口玻璃罐裡,看上去更像是陪葬品。如果推開櫃檯後面的低矮木門,走下長長的、咽喉般的樓梯,地下室的一摞木箱擋住了一堵磚牆,看上去和別的磚牆沒有什麼不同,也許更破舊一些。牆的另一邊是個小房間,裡面有一台發報機,以及別的足以讓人在西伯利亞度過餘生的東西,那是說,如果你還沒有被秘密處決的話。
  
  店主馬爾克斯太太是個不好惹的角色:問問街上的任何一個小混混和每一隻妄圖偷吃的流浪貓,他們都會為此作證。這位寡婦熟悉每一種木工工具和建築繪圖技巧,還很樂意為別人的人生提供修改意見。
  
  馬爾克斯太太並不特別喜歡星期天傍晚,週末已經結束,沒有人願意出門,即使出來了,也都半夢不醒,絕不會進來買一把好用的螺絲刀。一般而言,馬爾克斯太太會希望在星期天歇業,但考慮到她的另一些顧客,她並不能這麼做。
  
  比如在六點過一刻進來的這一位。
  
  “下午好。”她說。天已經完全黑了,路燈還沒亮起,恐怕過不了幾個小時,雪就要下了。
  
  “下午好。”年輕人用俄語回答,他的口音很有趣,就像整齊往一邊傾側的木柵欄,“我需要一盒螺絲,十六英寸的木板和一個扳手。”
  
  “木板不好找,”馬爾克斯太太說,“稍等。”
  
  她繞過櫃檯,掛出停止營業的牌子,鎖上大門。店主和顧客一前一後走下通往地下室的樓梯。年輕人在馬爾克斯太太的指揮下挪開散發著霉味的木箱,打開另一扇更矮的門,鑽進被一盞檯燈照亮的小房間裡。
  
  斯特拉斯堡的烏鴉站起來,審視著不速之客,他的貝雷帽只差半個指節就會擦到天花板。有那麼幾分鐘,年輕人似乎說不出話來,最後他放下手提箱,清了清喉嚨。
  
  “我叫萊昂·克里斯滕,先生,我從領事館來。”
  
  ——
  
  安東在火車靠站的時候醒來。
  
  雪已經下了好一會了,月台鋪上了薄薄的一層,在煤氣燈的光線下看起來是灰藍色的。哨子吹響,火車最後抽搐了一下,徹底停了下來。安東活動了一下肩膀,戴上帽子。
  
  這是今天的最後一班車,乘客陸續離開之後,站廳的燈光也逐一熄滅了。深夜的貝爾格萊德像墳墓一樣安靜,安東·索科洛夫在空無一人的街角停下來,點了支煙,拍掉落在袖口的雪。
  
  在他右前方,薩瓦河在黑暗中淙淙流淌。
  
  
  3.
  萊昂站在靠近木門的牆邊,雙手放到背後,又放下來,交抱在胸前,再放下來。地下室比外面更冷,他快要感覺不到自己的腳了。假如說“烏鴉”對他的自我介紹有任何想法的話,那他也沒有表達出來。事實上,在確認萊昂僅僅是個無線電發報員之後,他就再也沒有和這位年輕的領館僱員說過話。此刻“烏鴉”正和馬爾克斯太太爭論著什麼,每個單詞都像一顆子彈。一幅地圖攤開在桌子上,四角用圖釘固定,木頭桌面上佈滿了密密麻麻的細小孔洞。
  
  午夜過後另一個人來了,大衣落滿了雪,捲曲的灰白頭髮像泡沫一樣從毛線帽蓋不住的地方溢出。三人陷入了更漫長的討論,沒有人問萊昂的意見,但也沒有人趕他走。萊昂將一把椅子拖到角落,坐在那裡,不時睡著,又被偶發的激烈辯論驚醒,如此往復。
  
  馬爾克斯太太把他搖醒的時候,半夜來的人已經不見了。“烏鴉”在桌邊抽煙,審視著面前的一個小木盒。他至少有六英尺三英寸高,折疊在那張彷彿兒童手工課作品的椅子裡,本身就像某種諷刺漫畫。煙霧聚集在他的貝雷帽周圍,就像思緒燒儘後的慘淡殘留物。地圖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硬邦邦的烤麵包片和裝在搪瓷杯裡的咖啡,看起來像工業廢水,嘗起來也像。
  
  他們需要萊昂去做幾件事,木工商店的女主人告訴他,說得很慢,彷彿萊昂是個遲鈍的學生,或者一隻達爾馬提亞犬,到這個那個地方,見這個那個人,給他們送去這樣或那樣的一個文件夾,一個手提包,乃至一顆檸檬糖,是的,一小顆鮮豔的黃色糖果,別問問題,發報員。不,當然不要開那輛雪鐵龍,用單車。
  
  雪後的空氣冰冷刺骨,萊昂把單車推到積雪的人行道上,揉搓著雙手。踏板和鏈條保養得很好,踩起來沒有一點多餘的聲響。無線電發報員穿過仍然深陷在陰影之中的街道,撥弄著車鈴,趕跑那些因為寒冷而蓬起羽毛、不怎麼樂意挪動的鴿子。
  
  ——
  
  安東等在閣樓裡。
  
  樓下是一家舊書店,閣樓裡堆滿了被人遺忘的年刊和詩集,還有些可疑的俄語出版物,封面被蓋上了巨大的“待銷毀”印戳。一扇狹長的方形窗戶俯瞰著大街,書店對面是一家木工店,出於安東所不能理解的原因,櫃檯上放著一罐糖果,即使被困在臟兮兮的玻璃罐裡,仍然非常鮮亮,像一小罐火種。
  
  書店主人是一對年老的夫婦,塞爾維亞人,兩隻瑟瑟發抖的麻雀。安東把他們銬在臥室的暖氣片上,留了水和一點餅乾,承諾“等一切結束之後會有人把他們放出去”,要是他們向警察提起“一個克格勃”的話,上述克格勃會回到這裡來,擰斷他們細瘦的脖子。
  
  書店一片死寂,安東猜想這是二手書店應有的狀態,畢竟這裡是出版物的臨終關懷病房,它們來這裡等候遺忘,又或者說死亡,對書籍而言這是同一回事。幸運的那些能得到第二次機會,但大多數會屈服於時間和蛀蟲。這聽起來像是他的老朋友會說的話,但現在依然不是想起老朋友的時候。
  
  他仔細地塗油,用切刀卸下一小塊玻璃,只比狙擊槍口稍寬一些。冷風灌進來,他隨手拿起兩本舊書,擋住缺口,重新戴上羊皮手套。他必須保持雙手溫暖,擊斃烏鴉的機會只有一次。SVD狙擊步槍架在地板上,瞄準鏡護蓋還沒有打開,不到最後一刻不能冒險讓目標發現透鏡的反光。
  
  一個年輕人已經在木工商店進出好幾次了,臃腫的毛衣外面披著灰色外套,騎著一輛黑色自行車,看起來並不屬於商店,甚至不屬於巴爾幹半島。也許是個新來的木工學徒。有什麼東西蹭了蹭他的褲腿,書店的貓,安東彎腰把這只柔軟的動物撈起來,送出門外,落鎖。
  
  烏鴉自始至終沒有出現。午飯時間剛過,有人拉響了書店的門鈴,在得不到應答之後就走了,沒有停留。積雪全部融化了,以至於下午比早上還要冷,污水橫流,那些提早掛出的聖誕裝飾物變得軟塌塌的,有氣無力地耷拉著。他沒有看到穿灰色外套的木工學徒是什麼時候回來的,但一輛深綠色的雪鐵龍在木工商店門口停下,從駕駛室出來的正是那個不屬於巴爾幹半島的年輕人。一個戴著貝雷帽的高個子從洞穴般的店堂裡出現,安東認得他的臉,這張臉反復出現在彼得給他的文件裡。
  
  他挪開擋住缺口的兩本書,摘下手套,打開瞄準鏡護蓋。
  
  被雪水浸濕的聖誕裝飾在風里左右搖擺,一輛車在遠處使勁按著喇叭。
  
  斯特拉斯堡的烏鴉出現在十字準星中央,一切聲音都消失了。安東·索科洛夫深吸了一口氣,緩慢呼出。
  
  扣下扳機。
  
  等尖叫聲四起,驚恐的人群四散奔逃的時候,書店閣樓的狹長窗戶後面已經空無一人,一隻孤零零的虎斑貓蹲坐在窗台上,被新鮮的噪音和氣味所吸引,好奇地把鼻子湊到玻璃缺口旁。
  
  ——
  
  當萊昂回憶起來的時候,這件事彷彿是在幾秒之內加速發生的。
  
  關於目的地的討論已經結束——烏鴉和他的內閣成員原本在“往北穿過奧地利”和“經由的里雅斯特走海路”之間舉棋不定——萊昂,從斯特拉斯堡來的榮譽司機,將會把他的乘客送到意大利邊境。烏鴉悄聲對馬爾克斯太太說了些什麼,伸手準備拉開車門。
  
  一輛車在遠處鳴喇叭。
  
  然後是飛濺的血、腦漿和碎骨。
  
  屍體往前倒去,先撞到了車門,再滑到骯髒的積水里。萊昂下意識地後退了一步,抬手抹掉濺到臉上的血。人們發出的驚恐叫聲彷彿是從水下傳來的,含糊而扭曲。尖利的哨聲刺穿了這片混亂,巡警穿過慌不擇路的人群,向木工商店跑來。
  
  馬爾克斯太太蹲下來,扯開屍體的外套,從內袋裡掏出一個小木盒,塞進萊昂手裡。“跑。”她簡短地命令道,用力推了他一下,“跑!”
  
  他差點摔倒在路中央,鞋底在薄冰上打滑。人群又發出驚呼,萊昂回過頭,一個淺色頭髮的高個子毫無疑問正向他衝來,一路推開礙事的路人。發報員撞翻了一個報紙攤,爬起來,拐進一條窄巷,緊緊攥著木盒,它就像一個沒有裝飾的戒指盒,滑溜溜的。不知名的追逐者越來越近了,萊昂發誓自己能聽到他的呼吸聲。鐘樓塔尖在建築物的空隙之間一閃而過,他在巷子分岔的地方往左拐,跳下幾級石階,剛好躲過呼嘯而來的電車,衝進貝爾格萊德火車站廣場的稀疏人群裡。
  
  他停下來喘氣,顧不上周圍的目光。電車開過去了,那個戴著手套的高個子就在路軌旁邊,目光掃過人群,落在萊昂身上。
  
  真他媽的見鬼了,他腦海中那個聽起來很像媽媽的聲音咒罵道。
  
  他跑過站廳,每一次呼吸都像砂紙一樣擦過喉嚨。一個警衛沖他喊叫,往前跨了一步,準備攔住他。萊昂把他撞到一邊,跑到月台上。一個肥胖的列車員戲劇性地指著他,兩個猩猩般的搬運工跳下貨廂,加入了捕捉闖入者的行列。萊昂翻過一道搖搖晃晃的圍欄,跑進了鋪著碎石的倉庫區。槍聲炸響,子彈打在不遠處的車廂上,火星四濺。二十米開外,一列載貨火車緩緩開動,萊昂把小木盒塞進衣袋裡,跑過兩道鐵軌,雙手抓住焊在車門旁邊的把手,攀上了那節逐漸加速的貨廂。
  
  汽笛鳴響。
  
  安東·索科洛夫停下腳步,看著火車加速駛離站台。
  
  ——
  
  領事把報紙扔在戴維·帕克面前。
  
  副領事先看了他一眼,再把目光轉向頭版的俄文標題,繼而翻到內頁,琢磨裡面的內容,皺著眉,就像軍醫評估一個潰爛的傷口。掛鐘滴答作響,整整三天以來,阿爾薩斯大街15號都被一種厄運將至的憂愁籠罩著,打字員和翻譯們在樓下的辦公室裡竊竊私語,像一群受到了雷聲的驚嚇,卻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的小型囓齒動物。
  
  戴維摘下眼鏡,“我會去見大使。”
  
  “不,我會去見大使,”領事強調了“我”這個字,回到辦公桌後面,重重地坐下,“貝爾格萊德這個蜂窩被捅了之後,他們想要的是把我的頭放進一個盒子裡,寄給見鬼的國務院——我們的人找到克里斯了嗎?”
  
  假如副領事留意到了姓名的輕微謬誤,那他也沒有糾正,“沒有,先生。”
  
  “也沒有屍體?”
  
  “也沒有屍體。”
  
  “耶穌、瑪利亞和約瑟,”領事用手帕擦了擦臉,“三天了,一個見鬼的發報員能逃到哪裡去呢?”
  
  像是要回答他的問題,戴維桌上的內線電話響了起來,副領事看了上司一眼,後者打了個手勢,示意他接聽。戴維拿起了聽筒:“這是帕克。”
  
  他沉默地聽了好一會,以一句簡短的“好的”作結,掛上電話。
  
  他轉向領事,後者挑起眉毛。
  
  “顯然,發報處的托馬斯剛剛接到了伊斯坦布爾聯絡站的電報,”他停頓了一下,像是被詞語堵住了喉嚨,“來自萊昂·克里斯滕。”
  
  ——
  
  美國駐斯特拉斯堡領事館發報處那碗櫥般的辦公室最多只能容納三個人,但領事的尺寸抵得上兩個人。臉上有痘疤的托馬斯被擠到牆角,像往常那樣半張著嘴,驚奇地看著領事和副領事圍在他謙卑的小辦公桌前,一個戴著耳機,另一個攥著鉛筆。
  
  “感謝上帝,”領事喃喃地重複著這句話,像個迷信的烏克蘭農婦,“感謝上帝——看在基督份上,你怎麼還在這裡?”他瞪著托馬斯,後者含糊地道歉,溜出辦公室,關上了門。
  
  “他說烏鴉的'遺物'在他手上,”戴維在“遺物”這個詞下面畫了兩條橫線,發報機吐出了一張新的紙條。
  
  “仁慈的基督啊。”領事回答。
  
  “有人試圖殺他,蘇聯人,我想,克格勃,”副領事換了一張新的草稿紙,“他說他需要幫助。”
  
  “他當然需要了。”領事坐下來,椅子發出危險的嘎吱聲,“伊斯坦布爾,我們在那附近有朋友嗎?”
  
  “我們沒有權限,先生。”
  
  領事掏出了手帕,卻沒有拿來擦臉,只是攥在手裡,“有那麼一個人。”
  
  發報機繼續嘀嗒作響,但戴維的注意力已經不在那裡了,他盯著領事的臉看了好一會,尋找開玩笑的痕跡,沒有找到。“絕對不能,先生。”
  
  “我會給巴黎打電話。”
  
  “你需要給華盛頓打電話,先生,再給蘭利打電話,在你來得及說完'土耳其'之前,我們都會被發配到坦桑尼亞,我聽說那裡的辦事處甚至沒有廁所。”
  
  “或者,在事情解決之前,華盛頓都不需要知道這件事。”領事慢吞吞地說,像是在測試每個詞的發音,“想想看,戴維,他曾經是我們最好的人手,見鬼,我打賭現在也還是。'烏鴉'已經把最困難的部分做完了,他只需要把貨物運到鐵幕這一邊來。我們——”
  
  “你在進行政治自殺。”戴維指出。
  
  “也許,也許不,要是我們解決了這件事,就能像國王一樣返回華盛頓,”領事用手帕擦擦下巴,“想加入嗎?”
  
  副領事盯著發報機,它安靜了下來,彷彿也在屏息等待。電纜另一頭是萊昂·克里斯滕,農場主的兒子,缺乏訓練的領館僱員,對外交的精妙部分一無所知。
  
  “我們到隔音室裡談。”他提議道。
  
  ——
  
  六個小時後,萊昂猛然驚醒。
  
  在伊斯坦布爾的深夜裡,發報機發出了漫長沉寂之後的第一聲鳴叫,有條不紊地吐出了一個名字,和一個地址。
  
  4.
  前兩個水龍頭都是壞的,萊昂擰開第三個,俯身洗了洗臉,水滴到衣領上,他還穿著那件舊毛衣,夜班發報員借給他一件外套,換下那件從火車上偷來的,沾著血蹟的那件早在火車通過土耳其邊境之前就扔掉了。
  
  電話響了起來,六個里的其中一個,許久,無人接聽。聲音在走廊、前廳和四個壁櫥大小的辦公室裡迴盪。伊斯坦布爾聯絡站的偽裝是一家旅行社,掛在門口的銅牌這麼宣稱,而鑲在相框裡的褪色風景照片和雜誌架上快要滿溢出來的打折套餐小冊子進一步說服意外闖入的人們,銅牌確實沒有撒謊。旅行社有一輛小型巴士,僱傭了一個當地司機,自然是為了接待遊客,決不是別的什麼原因。
  
  有人敲了敲洗手間的門,萊昂抹了抹臉上的水,撥開了鎖。夜班發報員,食指和中指之間夾著一支點燃的煙,一個黑色帆布包掛在手臂上。
  
  “司機到了,”他告訴萊昂,“下樓,轉右,第二個街口再轉右,你會看見一個停車場,我相信你知道一輛巴士長什麼樣。”
  
  萊昂說他應該知道。
  
  “別和司機說話,不過說也無妨,他不會英語。我們告訴他你是個攝影師,”黑色帆布包塞到他手上,“你記得地址嗎?”
  
  萊昂從外套口袋裡摸出寫著姓名和地址的半張紙裡,對方搖搖頭:“當我說'記得'的時候,我的意思是就算有人把你的頭按進水里,你還能拼寫出街道名。”
  
  “我記得。”
  
  值班發報員取走那張紙,掏出打火機,點燃。
  
  遠處,宣禮塔的喇叭響了起來,呼喚人們參加今天的第一次祈禱。
  
  ——
  
  雪蓋住了被煙熏黑的屋頂。
  
  莫斯科似乎一直以來就是這樣的,永恆的雪,清晨的凍霧,低垂的太陽,空曠的街道和廣場。空氣本身像是長了倒刺,在呼吸的時候刮破上顎和喉嚨。安東上一次回到莫斯科的時候奧爾加姨媽還活著,對那顆悄然生長並最終殺了她的腫瘤一無所知。在最後那個痛苦的星期裡,尼古拉姨父向管理農場的維克托·謝爾蓋耶維奇·普利瓦洛夫借了卡車,把她送到列寧格勒,然後又送到莫斯科,她在那裡死去,又被同一輛卡車運回農場,下葬,泥土被凍得如此堅硬,鐵鏟像是敲在鋼板上。這一切都是彼得轉告給他的,七個月之後,在華沙一家咖啡館裡,陽光曬暖了他的後背。
  
  安東不記得他的父母,奧爾加姨媽堅持說他們都是病死的,剛開始的版本是霍亂,後來又變成了肺炎,但時間是肯定的,1939年,許多父母都在這幾年間“病死”。當安東問起墓碑在哪裡的時候,她會佯裝發怒,開始用“安東·安德烈耶維奇”來稱呼他,命令他滾出廚房。
  
  他的童年是霜凍的沼澤,當他第一次這麼說的時候,他的老朋友,帶著一種貧乏的、預科學校畢業生的想像力,問他這是不是一個比喻,不是。奧爾加姨媽家在沼澤邊上,農場最偏遠的角落,往西走。尼古拉姨父照顧馬匹,兩個表兄像馱馬一樣工作,並不怎麼和他說話。安東·安德烈耶維奇·索科洛夫,年幼的局外人,獨自在曠野裡玩耍,用彈弓打田鼠和偶爾出現的狐狸。學校是日久失修的教堂,每週兩次,他在長凳上抄寫西里爾字母表,彎著腰,壁畫裡缺了一隻眼睛的聖徒嚴厲地俯視著他。
  
  路燈熄滅,太陽還沒有出來,捷爾任斯基廣場陰影幢幢,這似乎也是它一直以來的樣子。人們不得不路過這裡的時候都低著頭,像獨自穿過峽谷的牧民,屏著呼吸,生怕被狼群察覺。安東按緊帽子,走進陰影裡。
  
  克格勃寄生的這棟建築物內部由深淺不一的棕色、黑色和米黃色構成。彼得的辦公室是其中一個稍微比其他地方更陰暗一些的角落。他不常在這裡出現,彼得是那種喜歡巡視蛛網每一個角落的蜘蛛,只會在風暴快來的時候回到蛛網中央,用細瘦的、佈滿斑點的節肢撥弄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絲線。
  
  “火車,”彼得開口,皺起眉頭,像是突然之間忘記了哪一班火車,“終點站是伊斯坦布爾。”
  
  我知道,安東想,並沒有說出來。
  
  彼得點了一支煙,把煙灰缸撥到桌子正中央。房間裡沒有窗戶,燈泡浸泡在煙霧裡。彼得就只是彼得,沒有父稱,沒有姓氏,也沒有解釋,從安東還是個軍校生的時候開始就是如此。行動處處長有著蜘蛛般的耐心和不容外人干擾的節奏,安東等待著。
  
  “去年十月,一位尤里亞諾夫上尉叛逃到美國,在他隨身帶著的禮物裡,有一份五十六頁的名單,克格勃的諜報網,不是全部,但也足夠把孩子們從地窖裡拖出來,撕成碎片,”彼得磕了磕煙灰,“問題:為什麼我們還沒有被撕成碎片?”
  
  這不是一個真正的問題,安東繼續等待著。
  
  “因為他們一直沒有找到鑰匙,直到'烏鴉'把它偷走。”拿著煙的手晃了晃,“我們不能把孩子們都叫回來,你明白的,他們當中有些人走得太遠。所有人都背上了死刑判決,沒有人知道行刑時間,兩小時後,一個月。”
  
  煙被摁熄了。
  
  安東看著灰燼,“我會去伊斯坦布爾。”
  
  彼得像是沒聽見他的話,就算聽見了,也不感興趣,“如果我那個死在克里米亞的父親曾經教會我什麼的話,那就是一,怎樣鑿一個完美的冰洞;二,出發前檢查你的獵槍。我認為這是十分正當的行前建議。”
  
  這就是你把我召回莫斯科的原因?檢查你的獵槍?“確實是的。”安東回答。
  
  彼得著手捲一支新的煙,“莫斯科還是你記得的樣子嗎?”
  
  “是的。”
  
  “你的意思是'很不幸,是的',還是'感謝上帝,是的'?”
  
  “各有一些,我想。”
  
  一根火柴被擦亮,硫磺的氣味,火光短暫地照亮了彼得骷髏般的臉,“走吧,安東·安德烈耶維奇,有人會送你去機場的。”
  
  ——
  
  車在一條街外停下,一道斜坡的底部。萊昂下了車,開始攀爬,一路核對門牌號碼。空氣裡滿是荳蔻、潲水和咖啡的氣味,兩個男孩騎著自行車,像砲彈一樣衝下斜坡,衝萊昂喊叫了一句什麼,在他來得及作出反應之前就消失了。
  
  他要找的房子平凡無奇,夾在另外兩棟相似的住宅之間,只有一小段石階和釘在牆上的藍色信箱把它們區別開來。萊昂按了按門鈴,沒有應答,他退後一步,抬頭看二樓的窗戶。窗簾緊閉,沒有提供任何線索。
  
  一隻狗沖他吠叫,萊昂轉過身,狗主人拍了拍那隻黑褐色雜種狗的頭,讓它安靜。他戴著氈帽,大衣外面搭著一條格紋圍巾,看起來更應該出現在格林威治,而不是遠離伊斯坦布爾中心的窄巷裡,“在找什麼人嗎?”
  
  “記錯門牌號碼了,”萊昂回答,“我現在就走。”
  
  戴著氈帽的人往旁邊邁了一步,擋住了他的去路,“我在這附近住了很長時間了,也許能幫你。”狗又吠起來,齜起牙齒,“安靜,阿尼卡。”他訓斥道,這名字的最後兩個音節之間有小小的空隙,就像下樓梯時不慎踩空的那一級。
  
  “我在找一位海因斯先生。”
  
  “多麼巧合,這就是他的房子,”戴著氈帽的人指了指那間有藍色信箱的房子,“試過門鈴了嗎?”
  
  “好幾次。”
  
  “老混蛋不在裡面?”
  
  “他沒有來開門,如果這是你的意思的話。”
  
  “最好進去確認一下,不是嗎?”牽著狗的陌生人走上前門台階,擰了擰門把手,“鎖著,但沒有理由擔心,我碰巧帶著鑰匙,海因斯先生時不時請我幫他給盆栽澆水。”
  
  “我還是更樂意在外面等海因斯先生回來,謝謝。”
  
  “我就是海因斯,我感謝你的禮貌。”戴著氈帽的人推開門,萊昂終於看見了他的槍,驚訝於自己為什麼沒有更早察覺,也許是因為狗,或者那件大衣,“閉上嘴,進去。”
  
  ——
  
  狗趴在軟墊上喘氣,萊昂在椅子上挪動了一下,想離它再遠些。槍放在桌子上,他的黑色帆布包躺在旁邊,像頭被開膛破肚的動物,海因斯逐一檢查里面的物件,護照,鉛筆,線圈記事本,少許現金,一個小木盒。他打開了木盒,嵌在軟墊裡的是薄薄一片金屬,末端是近似鑰匙的圓形把手。
  
  “再說一次你是從哪裡來的?”
  
  “美國駐斯特拉斯堡領事館,先生。”
  
  “是誰把我的名字告訴你的?”
  
  “副領事帕克,先生。”
  
  “他應該知道我早就退休了。”海因斯拔掉檯燈插頭,把它從茶几轉移到餐桌上,擰亮,琢磨著金屬片上縱橫的電路。
  
  萊昂清了清喉嚨,“那是什麼?”
  
  “這,”海因斯把金屬片放回原處,合上蓋子,“是一個特別燙手的馬鈴薯。”
  
  “用簡單的話來說?”
  
  “用簡單的話來說,”一把椅子被拖了過來,海因斯在萊昂對面坐下,他已經脫掉了大衣,襯衫外面套了一件雞心領毛線背心,看上去就像萊昂的十年級自然科學老師,“假設你要把你的小秘密鎖起來,比如說,心愛的餐館列表,種植蘭花的竅門,或者一份外勤特工名單,先加密,是嗎?然後你把它鎖在一個漂亮的箱子裡。這還不夠,鎖可以被撬開,箱子可以被砸壞,於是你在箱子裡加了一個聰明的裝置,在箱子打開的時候自動銷毀裡面的信息,除非,”他打量著萊昂,看他能不能跟上,“除非你有一條特製的鑰匙,按特定的次數和方向旋轉,箱子打開,裡面的貓咪是活著的。”
  
  萊昂的目光移到小木盒上,再轉回來,“那是一條鑰匙。”
  
  “那確實是一條上述的鑰匙。”
  
  “副領事希望你把它送到牆的另一面。”
  
  “副領事需要另作打算,”海因斯回到餐桌邊,一一把零散的東西收回帆布包裡,“我和我的好姑娘阿尼卡哪裡也不去。”
  
  狗在聽到自己的名字時豎起耳朵。
  
  “我會死在半路上,先生,我知道這一點。”
  
  海因斯把帆布包丟給他,“我會為你祈禱。”
  
  刺耳的喇叭聲響起,三下,萊昂走到窗邊,剛好來得及看見那輛印著旅行社商標的小型巴士開走。從另一個方向開來的是兩輛警車,並排停在斜坡底部,穿著制服的警員下了車,向釘著藍色信箱的房子走來。“見鬼,”海因斯說,把發報員從窗邊拉開,“後門,現在。阿尼卡,跟上。”
  
  一輛車停在後門,狗跳進副駕駛座,萊昂鑽進後排。車倒退著駛出了窄巷,拐了個彎,衝下斜坡。一個警察發現了他們,站到路中央,舉起手臂,示意停車。海因斯踩下油門,警察跳開了,高聲喊叫著什麼。
  
  “我們要去哪裡?”萊昂問,車衝過電車軌道,扎進馬路另一邊的車流裡,喇叭聲四起。
  
  “去確認一件事。”海因斯回答。
  
  ——
  
  “狗不能進去,”警衛重複道,“你們也不能。”
  
  “拿起內線電話,”海因斯溫和地建議,用腳擋住快要關上的門,“告訴領事,麥卡倫先生希望進行友好的拜訪,是的,盧克·麥卡倫,帶有一個' a'。”
  
  警衛懷疑地看了他一眼,回到門廳裡去了。領館區的街道空蕩蕩的,萊昂的視線不停地溜向路口,防備著始終沒有出現的警車。
  
  美國駐伊斯坦布爾領事館的門重新打開了,同一個警衛,看起來比剛才更困惑,“你們可以進去了,麥卡倫先生。”
  
  一樓辦公室電話響個不停,夾雜著打字機不間斷的咔噠聲。狗抖著耳朵,像是要甩掉噪音。海因斯趕走了一個驚訝的譯碼員,把萊昂按到椅子上,“給蘇聯大使館發一封電報。”
  
  萊昂戴上耳機,又摘下來,“哪裡?”
  
  “蘇聯使館,”海因斯告訴他,“內容是'阿尼卡向父親致以問候',明文。”
  
  “無意冒犯,海因斯先生,我認為我們應該離開——”
  
  “把電報發出去,克里斯滕先生。”
  
  回復是在四十分鐘後來的,只有一行字。萊昂抽出紙條,“'退休生活如何',逗號,'康納',問號。”他放下鉛筆,“誰是康納?”
  
  “我。”康納·海因斯回答,“莫斯科把索科洛夫派來了。”
  
  “誰?”
  
  “一個老朋友,”海因斯把他拽起來,“現在我們該走了。這種適宜謀殺的天氣,最好不要待在戶外。”
  
  從斯特拉斯堡來的發報員不知道該如何回答,於是沒有作聲。
  
  5.
  阿爾薩斯大街15號的隔音室裡,領事在進行最後一輪彩排。
  
  “假如大使提出召集特殊事件處理委員會,要求把蘭利和華盛頓都拖進來?”戴維·帕克問,面前的玻璃杯也許一開始是用來裝冰水的,現在塞滿了煙頭,泡在半英寸深的髒水里。
  
  “我會提醒他這個任務去年就已經得到授權,我們不能在意外發生之後等華盛頓慢吞吞地花上六個月玩官僚主義彈子球,我們沒有時間,更別提這會讓大使顯得像個束手無策的巨嬰。”
  
  “強調巨嬰,大使痛恨別人暗示他沒有主見。”
  
  “完美。”領事咕噥道,抓起放在托盤裡的酒瓶,檢查了液面高度,往杯子裡添了一點威士忌。
  
  “下一個問題,'為什麼起用一個退役特工'。”
  
  “我不知道他退役了,肯定是因為備忘錄沒有更新,我敢打賭克格勃比我更早知道外勤的人事調動。”
  
  “最後一句別在大使面前說。上述特工為什麼退役?”
  
  “從沒聽過這首歌。”
  
  “盧克·麥卡倫。”
  
  “從沒聽過這個名字。”
  
  帕克用鉛筆在廢棄不用的信紙上寫著什麼,“假如中情局堅持接手?”
  
  “表示感激和歡迎,但拒絕提供細節。對不起,聯絡不上他們;對不起,我只是個領事。”
  
  副領事似乎問完了問題,陷入沉默。他們分坐在桌子兩邊,一個盯著鉛筆,另一個旋轉著酒杯。領事額頭上佈滿汗珠,但他似乎已經忘記了自己的手帕。牆上的掛鐘指著十點二十五分,自從情報處的人把它拆開,檢查里面有沒有竊聽器之後,它就再沒走動過。
  
  “不管怎樣,大使還是會召集委員會的,是嗎?”領事開口。
  
  “恐怕是的。”
  
  “我們要倒霉了。”
  
  “我們不這樣說,先生,按國務院認可的表述方式,我們'仍然有不可忽視的成功機率'。”
  
  “斯科特已經準備好車了嗎?”
  
  “就在樓下,先生。大使和夫人邀請你共進晚餐,最好換一條領帶。”
  
  領事把杯底殘餘的威士忌和融化成小顆粒的冰塊一起喝下去,掏出手帕擦了擦額頭,“祝我好運,戴維。”
  
  “祝你好運,先生。”
  
  這是副領事在他漫長而曲折的職業生涯裡第一次說了實話。
  
  ——
  
  “你是他們之中的一個嗎?”萊昂問。
  
  在過去的十五分鐘裡,車一直在山羊腸道般小巷裡艱難穿行,勉強躲開神出鬼沒的手推車和像黴菌一樣平鋪生長的香料攤。副駕駛座那一側的車窗關著,狗把鼻子頂在上面,呼出了一大團濕漉漉的霧氣。萊昂縮在後排座位,看著灰暗的土黃色牆壁在窗外掠過。
  
  “取決於'他們'是誰。”海因斯說。
  
  “你知道的,特工處,情報辦公室,'特殊應對小組',或者近期流行的別的什麼專有名詞。”
  
  車擠進一條更窄的巷子,在石階上重重地顛簸了幾下。“我父親是個木匠,從沒離開過懷俄明,媽媽在我還沒到五歲的時候就死了,肺結核。我爸積攢了一小筆錢,想買下瓊斯兄弟即將倒閉的伐木場,大瓊斯把他嘲笑了一番,我爸扇了他一巴掌,小瓊斯抄起一根帶釘子的木棒,打中了我爸,這裡,”他用右手拍了拍自己的後腦勺,“當場就死了,來不及發出一點聲音。社工一個星期後就把我帶走了,那是1955年,我能去的地方只有福利院,能離開福利院的方式只有參軍。”
  
  “我很遺憾。”
  
  “不必,因為那不是真的。我在查爾斯頓長大,祖父和父親都是西弗吉尼亞州議員,再過兩年,我哥哥也會加入這個派對,我出色的母親和妹妹主持著一間教會醫院。'康納應該在國務院裡謀求一個職位',這是我父親的判決,為此我必須在歐洲服刑,'外交經驗',他們說,'彌補康納從未參軍的缺陷'。”車在一扇掛著紅色粗布簾的門前停下來,海因斯轉過身來,看著萊昂,“或許這也是編造的,你永遠不能確定。我是什麼或者不是什麼無關緊要。下車,克里斯滕,我們要去見魔術師。”
  
  萊昂的眼睛過了半分鐘才適應煙館裡的黑暗。為了蓋過刺耳的音樂聲,所有人都在高聲喊叫,像一群求偶季節的野鵝。煙霧如此濃厚,幾乎能用黃油刀切開,海因斯掀起又一道布簾,旋梯把他們引向另一扇門,守在外面的大個子顯然認得海因斯,沖他點了點頭,推開了門。
  
  樓下的音樂聲減弱成低沉的搏動,彷彿地板下面埋著一顆心臟。阿尼卡徑直跑向堆滿坐墊的長沙發,斜靠在上面的人伸出一隻裝點著戒指和鐲子的手,揉了揉狗的耳朵。矮胖的蠟燭佔據著茶几一角,被凝固的燭淚連在一起,像高低起伏的山脈。一個圓形淺口盤裡裝著些說不清是白堊還是骨頭的玩意,旁邊是用小碗裝著的核桃、葡萄乾和成捲的薄片火腿。在萊昂看來,就像是有人把康涅狄格鄉下週日集市的算命師帳篷連根拔起,移栽到這裡。
  
  “塔米婭,”海因斯俯身吻了吻她的臉頰,左邊,右邊,“像往常一樣迷人。”
  
  “迷人”並不是萊昂會用的形容詞,除非你覺得一隻裹在彩色渦旋紋棉布里的白化病麻雀非常迷人。狗舔著火腿片,發出濕潤的吧嗒聲。海因斯坐在沙發扶手上,一隻手被握在塔米婭掛滿金屬飾品的鳥爪裡,“公事,我想?”她問。
  
  “我需要我的登山工具。”
  
  “惹上麻煩了?”
  
  “我什麼時候不在麻煩裡?”
  
  “確實,”老太太說,一綹蜷曲的白髮隨著她點頭的動作而晃動,“確實,我的小士兵。這位年輕人是誰?”
  
  “我的侄子泰勒。泰勒,這是塔米婭。”
  
  萊昂握了握她的手,戒指冰涼。老太太看起來並不相信海因斯說的任何一個字,但並沒有繼續追問。她穿過鋪了地毯的房間,像貓一樣無聲無息,把幾本書從辦公桌後面的書架上取下來,摸索著一個萊昂看不見的鎖,一聲咔嗒,然後是保險箱密碼盤轉動的輕微聲音。萊昂看了海因斯一眼,後者看著被窗簾遮擋著的窗戶。
  
  塔米婭把一盒子彈放到桌子上,第二盒,第三盒;一把手槍,護照,遠遠不止一本;一個皮夾,一張日內瓦核發的通行證,上面用德語和法語寫著“紅十字會運輸車輛”。她有條不紊地搬運著這些東西,像松鼠清空過冬的存糧。海因斯翻了翻皮夾,裡面有些現金,各自折成一小疊,法郎,馬克,英鎊。
  
  “替我照顧阿尼卡。”
  
  塔米婭樹枝般的雙手撐在胡桃木桌面上,“我應該告訴她你什麼時候回來?”
  
  “一般而言我不推薦人們和狗交談。”海因斯把皮夾放進口袋裡,衝萊昂打了個手勢,讓他收好剩下的,“你也許還需要處理一輛車,推進河裡,撞毀在山路上,方式不限。”
  
  “不是喜歡退休的類型,我從第一天就這麼說過。”
  
  海因斯推開了門,“再見,塔米婭。”
  
  ——
  
  留著一撮可笑鬍子的使館僱員放下電話。
  
  “警方拒絕設置路障和檢查站,”他解釋,安東思忖著這個人的聲音是本來就這麼尖細,還是因為此刻非常緊張,“除非我們解釋為什麼要找這輛車,而且他們希望我們通過常規外交途徑溝通,而不是,我引用他的原話:'編一個站不住腳的理由浪費他們的人力'。”
  
  也不再需要找這輛車了,安東想這麼說,但並沒有開口,也許水警兩個月後會在港口撈起一輛車,外觀完全符合蘇聯使館的描述,只是缺了牌照和司機。他們第一次交手的時候,彼得的孩子們花了大半個月才在山谷裡找回被丟棄的卡車。那是以色列向敘利亞和埃及宣戰的那一年,伯爾尼的冬天尤其惡劣,白天彷彿只持續短短幾個小時就結束了,匆忙讓位給寒風呼嘯的夜晚。酒店裡擠滿了情緒低落的滑雪者,在大堂酒吧裹著墨綠絨布的沙發上心不在焉地玩紙牌,安東藏在他們之間,等一個借道維也納來的英國建築師,以及他隨身帶著的坎布里亞濃縮鈾工廠藍圖。大雪壓塌了一段電線,火車比預計中遲了一周,除此之外並沒有什麼不妥。
  
  在這些棲息在酒吧的候鳥中,安東認得一家意大利人,主要是三個吵鬧不堪的孩子,父親永遠在看報紙,母親總是點一杯橙汁和一杯伏特加,一點點地把它們混在一起;兩個陰鬱的德國人,從不和對方說話,只是一支接一支地抽雪茄;一群騎術學校的學生和他們肥胖的督導;還有一個總是坐在吧台最右邊的影子,如果安東有機會猜三次的話,他會說銀行家,圖書館員或詐騙犯。
  
  火車宣布再次停運的那天晚上,安東比平常更遲下樓,餐廳裡已經相當擁擠。純粹是為了躲避那三個互相投擲黃芥末的那不勒斯小惡魔,他坐到了銀行家、圖書館員或詐騙犯旁邊。後者起先並沒有理會他的意思,直到酒保把馬丁尼放到安東面前,他才側了側頭,“該試試他們的威士忌。”
  
  “馬丁尼有什麼問題嗎?”
  
  “沒有,只是給你推薦更好的選項。第一次來伯爾尼?”
  
  銀行家,安東敲定了一個印象。“第二次,事實上,只是路過,如果不是因為火車。”他打了個手勢。
  
  銀行家拿起酒杯,銅袖扣在吊燈下閃閃發亮,他的眼睛是綠色的,“敬瑞士鐵路。”
  
  “敬瑞士鐵路。”
  
  他們各自喝了一口酒。掛在酒櫃旁邊的壁鐘走到了九點,在他們身後,樂隊奏響了第一個疲倦的音符。沒有人跳舞,雪抽打著高聳的窗戶。
  
  “名字是亞歷克斯,順帶一提。”
  
  亞歷克斯看上去並沒有握手的意向,安東也沒有動,“本傑明。”
  
  “現在你想試試威士忌了嗎,本傑明?”
  
  他想。樂隊換了一首曲子,慢悠悠的小提琴。他們聊天,接下來兩晚都是這樣,亞歷克斯談論去世一年的妻子,安東談論自己不存在的女兒。身份畢竟只是些手套,戴這一雙來取出烤盤,戴另一雙來擦牆上的血跡。
  
  建築師在鐵路恢復運營當晚抵達伯爾尼,住進了酒店僅剩的一間頂樓套房。按照計劃,他應該在九點一刻到酒吧來,假裝驚喜地撞見久未見面的朋友本傑明·里克特,藍圖的縮微膠卷藏在他的鋼筆裡,本傑明會帶走這支鋼筆。八點四十五分,安東點了一杯威士忌,亞歷克斯向他借了打火機,宣布要到花園裡抽煙。
  
  亞歷克斯再也沒有回來。九點過十分,安東搭電梯到頂樓,徑直走向轉角處的客房,門關著,但並沒有鎖,一擰把手就開了。他先看見了翻倒的寫字台,然後是昏迷不醒的線人,鋼筆和手錶都不知所踪,皮鞋鞋底也被割開了。前台並不清楚亞歷克斯到哪裡去了,他在登記表上填的地址如此潦草,完全無法辨認。門童一口咬定亞歷克斯沒有離開酒店,至少不是從大門走的,不過早些時候確實有一輛運送食材的卡車開走了,這並不尋常,畢竟卡車一般是清早來的。
  
  留著鬍子的使館僱員清了清喉嚨。走廊對面的辦公室裡,一部電話響了起來。
  
  “不需要找那輛車,”安東告訴他,“他會選擇步行,也想盡快出境,他只有一個選擇。”
  
  對方茫然地看著他。
  
  “港口,”安東拿起搭在椅背上的外套,“讓孩子們去港口。”
  
  6.
  亞歷克斯,不管他的姓氏是什麼,並不存在於檔案和監控名單上,雖然這並不能說明什麼。彼得似乎覺得這十分有趣,而安東認為這是對他個人的侮辱。他空手返回波恩,在那張疏於使用的小辦公桌後面咀嚼他的失敗——這張桌子被塞在蘇聯使館簽證辦公室的邊角處,快要擠進文件櫃裡了,平日用於堆放多餘的墨水瓶和茶杯。領館僱員私下里叫他“盧比揚卡的孩子”,而對那些確實在盧比揚卡工作的人而言,他就只是“彼得的孩子”。在措辭模糊的外交人員通訊錄上,安東·索科洛夫是一位“助理”,附帶一個電話分機號碼,並沒有進一步說明他在“協助”些什麼。
  
  巴特戈德堡使館區從來不缺這樣的助理。
  
  他當時住在一間帶家具出租的閣樓裡,靠牆一張孤零零的床,看起來像是從軍醫醫院捐贈品倉庫裡偷的。傾斜的窗戶放進陽光,因為玻璃上經年累月的污漬已經擦不干淨了,總是給人深冬的印象。在變幻莫測的早春時節,那窗戶放進來的還有雨,在鐵桶裡敲出時鐘一般穩定的滴答聲。唯一一部電話放在床邊的地板上,以便在各種古怪的時刻把他吵醒,驅趕到籠罩著波恩的漫長黑夜裡。
  
  名義上的房主從未出現過,租金之類的事務經由使館的一個秘書打點,即使安東懷疑房主事實上並不存在,他也沒有和任何人討論過。樓下的家具都蓋著防塵布,當他半夜回來,就著一個低瓦數燈泡的光亮走上樓梯的時候,它們看起來彷彿未完成的石膏雕像,有著模糊的獵食動物的形態。除了廚房,他從不用樓下的房間,只是偶爾把靴子擺到台階上晾曬。唯一一件西服外套掛在壁櫥裡,他只有兩條領帶,灰色,和更深的灰色。當他出現在土耳其大使館舉辦的雞尾酒會時,打的正是深灰色的那一條。那是個暖和得驚人的四月下午,早上下過一場小雨,在隨之而來的烈日下早就了無痕跡。冰塊迅速融化,把托盤裡的甜茶變成寡淡的棕色糖水。花園里安排了一場撞球遊戲,旁觀者比參與者多出兩倍。今天他扮演的是蒼蠅的角色,在人群裡撿拾閒言碎語。汗水浸濕了衣領,安東解開領帶,塞進外套口袋裡,走向樹蔭下的長桌和放在上面的冰水。草坪那邊傳來擊球的沉悶聲響,夾雜著不冷不熱的掌聲。桌邊零散地站著些不願意到太陽下面去受刑的人,圍著裝果酒的大玻璃罐,像鱷魚圍著即將被曬乾的水塘。一個戴眼鏡的人正在和土耳其大使的三個女兒談話,她們叫他“海因斯先生”,不停地發笑,互相推搡。安東盯著那個戴眼鏡的人,放下玻璃杯,大步向他走去。
  
  “亞歷克斯。”
  
  銀行家、圖書館員或間諜臉上全是禮貌的困惑,“抱歉,我不——”
  
  “我們在伯爾尼見過,請原諒,女士們。”他對外交官的女兒們說,抓住亞歷克斯的手肘,把他拽向長桌的另一端。圍在果酒旁邊的幾個參贊投來了懷疑的目光,安東鬆了手,把亞歷克斯推到樹籬後面。
  
  “'我們在伯爾尼見過',”亞歷克斯摘下眼鏡,皺著眉頭打量鏡片,又戴回去,“列寧格勒的軍校應該先教你們說話,再把槍放到你們手裡。你的女兒怎麼樣了,本傑明?不存在,我猜。”
  
  安東跨過了列寧格勒的陷阱,“你不幸的妻子也一樣。”
  
  亞歷克斯攤開手,做出“那又如何”的姿態。離開了酒店餐廳的陰影,他看上反而更小了一些,一隻收起翅膀的鳥。如果安東再有機會猜三次,他會說郵差、保險推銷員或間諜。“我們躲在這裡的理由是什麼?”亞歷克斯問,“你需要道歉還是安慰?我兩樣都不能提供。”
  
  “坎布里亞工廠的藍圖。”
  
  “從沒見過,理應在英國人手上,不是嗎,大個子?”
  
  安東想打斷他的鼻樑。
  
  草坪那邊又傳來一陣掌聲,這次聽上去更熱情一些。亞歷克斯拍了拍安東的手臂,重新向長桌走去,安東原地站了一會,還是跟了上去。“巴特戈德堡令人難堪的一點是,”亞歷克斯拿起兩杯已經失去氣泡的香檳,把其中一杯遞給安東,後者板著臉,一動不動,亞歷克斯聳聳肩,把高腳杯放回原處,“我們都假裝這是一個有規矩的文明世界。你想知道我的建議嗎?”
  
  “不。”
  
  “我的建議是,多喝點酒,享受這個下午,”亞歷克斯往草坪的方向走了兩步,折返,從衣袋裡摸出一件金屬物,放進安東手裡,“謝謝你的打火機。”
  
  這是一個重大疏漏,四個小時之後,安東向想像中的彼得抗議,把通訊錄砸在那張堆滿茶杯的小辦公桌上,翻到字母H所在的那部分。他要找的名字在第75頁,右側欄,第二個。
  
  康納·海因斯,初級常務助理,括號,貿易。
  
  ——
  
  “我們不去港口。”海因斯跨過一個蜷縮在樓梯平台上的人,並沒有低頭看那個倒霉鬼。
  
  “我沒有意見,先生,”萊昂緊貼著長霉的牆壁,小心地躲開那雙一動不動的、結著血痂的光腳,跟了上去,“我以為我們要離開伊斯坦布爾。”
  
  “是的。”
  
  “所以為什麼不——”
  
  “因為我們的克格勃朋友會守在碼頭。”客房門卡住了,海因斯把肩膀抵在上面,用力把它撞開,房間散發出濕棉布和死老鼠的氣味,“我們會留在這裡,克里斯滕,等著。”
  
  “多久?”
  
  “取決於天氣。”
  
  窗半開著,傳來微弱的音樂和人群的喧嘩。海因斯把窗關上,拉下布簾。陽光變成一種暗啞的土黃色。牆壁沒有刷漆,從缺口裡伸出來的電線像發黑的靜脈,爬過裸露的磚塊,末端吊著一個搖搖欲墜的燈罩和白熾燈泡。海因斯坐到硬邦邦的籐編椅子上,揉了揉肩膀,他已經開始想念那間有藍色信箱的房子,單人沙發和看了一半的書,放在櫥櫃深處的半瓶威士忌。盧比揚卡的孩子們現在多半已經把他的房子徹底搜索了三遍,割開床墊和沙發,砸開上鎖的櫃子。
  
  “你們總是這樣說話的嗎?我的意思是,鳥類,天氣,登山工具,二三十個假名。聽上去像夜場電影。”
  
  這個男孩總是在問問題,總有一天他會為此挨一槍。海因斯短暫地考慮不回答,但他們要在這個石灰岩洞般的房間裡過上至少一晚,“不總是,”他說,“只是些舊習慣。”
  
  “我填過申請表,我是說,給中情局,”萊昂在房間裡轉了一圈,坐到發黃的床單上,“不過一直沒有遞交,不想收到拒信,'克里斯滕先生,感謝你的興趣,但我們遺憾地通知你',完。我的意思是,我緊張的時候會不停地說話,多半不是特工處想要的特質。”
  
  隔壁房間傳來玻璃摔碎的聲音,有人在憤怒地大喊大叫,門打開又摔上,砰砰的腳步聲。海因斯站起來,把寫字台旁邊的高背椅拖到門邊,頂住把手。呼喚人們參加晚禱的喇叭聲又響了起來,這個彷彿沒有盡頭的白天差不多要結束了。“試著睡一會,”他告訴萊昂,把手槍從皮套裡取出來,放到咖啡桌上,“輪到你值夜的時候我會叫醒你。”
  
  “我不可能睡得著。”
  
  他假裝沒聽見,走進浴室。兩個水龍頭都只有冷水,海因斯沾濕毛巾,擦了擦臉,毛巾聞起來有強烈的漂白水氣味。所有舊傷都在隱隱作痛,難以分辨哪一個更需要他的注意。曾經有那麼些輝煌的日子,他可以靠止痛片和每天兩小時的睡眠活著,但那些日子早就過去了。退休生活如何,康納?他的蘇維埃朋友還費心放上一個問號。海因斯能聽見他的聲音,安東的德語無可挑剔,要是他著急起來,會把r發得稍微往上翻捲,像受潮的紙張。在一個遠離波恩的外交哨站掛職,他回答,三年零五個月,沒在數日子。
  
  水管在灰泥剝落的牆壁裡發出細微的震顫聲,暖水濺到他手上,馬上又變得冰冷。他擰上水龍頭,思忖著那封明文電報是不是一個愚蠢的決定。“戳棕熊的眼睛”,羅傑會這麼形容,勞務助理羅傑,以前是個郵航機長,1970年初在偵察任務中被擊落,檔案沒有註明在哪裡,偵察什麼。當年由中情局僱員組成的“波恩小樂團”裡,海因斯是唯一還活著的。
  
  他擦了擦手,回到房間裡。萊昂睡著了,歪在臟兮兮的床單上,抱著那個黑色帆布袋。海因斯把藤椅往旁邊拉了拉,遠離窗戶,重新坐了下來。現在他能分辨出哪裡更疼一些了,腰側,子彈差點擊穿肝臟的地方。他和安東躲在被炸毀半邊的學校裡,爆炸聲整夜不停,搖撼著漆黑一片的貝魯特。暫時停火,他提議,湊到對方耳邊,安東聞起來像皮革、火藥和血,直到我們活著離開這個地獄。
  
  蘇聯人向他伸出一隻沾滿灰塵的手,如果不是因為流了那麼多血,海因斯一定會大笑起來的。他們握了握手。
  
  光線漸漸消失了,覆蓋著窗戶的布簾從土黃變成暗淡的灰藍色,陰影在地板上緩慢爬行。他沒有開燈,專心致志地聽樓梯間那邊傳來的聲音,指望這樣能把注意力從似有若無的疼痛上移開。然而在這片動盪不安的黑暗裡,他又別無選擇地回到千瘡百孔的貝魯特去了。
  
  7.
  索科洛夫-海因斯停火協議持續了大約三個小時,在此期間他一直在說話,一旦停下來,安東就會踢他一腳,或者拍一拍他的臉頰——不是那種友好的輕拍,而是一個資深審訊官的——拋給他一個新的問題,許多條細細的繩索,海因斯抓住它們,勉強在昏迷的深淵邊緣晃蕩。
  
  他提起了妹妹,這是可以肯定的,一會兒感嘆她比那個禿鷲般的老修女更適合當護士長,過了一會又說他沒有什么妹妹,沒這個運氣,你有兄弟姐妹嗎,安東?介意我叫你安東嗎?
  
  “不。”對方吐出一個音節。海因斯想知道他否定的是什麼,親屬還是名字的部分。微弱的閃光照亮了牆壁,又迅速回歸黑暗,爆炸聲姍姍來遲。他閉上眼睛,安東又拍了拍他的臉頰,那麼用力,簡直是一巴掌。“別睡著。”
  
  “我開始覺得你是故意的。”
  
  “也許。”
  
  “操`你。”
  
  安東點點頭,不為所動,“你剛才說學校裡發生了什麼?”
  
  他不記得自己要扮演的角色是哪個了,盧克·麥卡倫上的是公立學校,重讀了一次九年級。亞歷克斯在瑞士長大,輾轉在三間預科學校之間。康納·海因斯有一個叫托比的室友,這個惡魔代言人把水倒在他的枕頭上,把他的書丟出窗外。康納終於和他打了一架,把他的頭按進棒球場的泥漿裡。他們兩個都被停學一星期,海因斯參議員親自拜訪了校長,小康納第二天就回到了課室裡,臉頰腫脹,嘴唇的裂口在他試圖說話的時候就會流血。沒有人敢多看他一眼。打過架嗎,大個子?
  
  “打過。”
  
  “誰贏了?”
  
  “大多數時間是我。”
  
  “那感覺一定很好。”
  
  “還可以。”
  
  機槍的聲音從遠處傳來,像一筐生咖啡豆落在曬熱的鐵板上,間歇的閃光照亮了牆上的什麼東西,半張燒焦的畫,海因斯猜想它為某個孩子贏得了小小的榮譽,才得以被圖釘固定在這堵牆上。他繼而思忖這個孩子是不是還活著,火焰從天而降的時候有沒有恰好站在即將垮塌的屋頂下面。無線電裝置擱在斷牆上,已經好幾個小時沒有動靜了。羅傑,“波恩小樂團”的榮譽機長和撲克牌專家,為什麼還沒有來?海因斯會死在這裡,毫無疑問。
  
  “我的尼古拉姨夫和表兄,他們養馬。”他聽見安東說,用的是俄語,好像這些概念必須用母語才能加以解釋,“有時候馬匹熬不過冬天。它們花很長時間才死去,躺在乾草上喘氣,眼睛裡流膿。'記在農場的賬本里',他會這麼告訴奧爾加姨媽,拿起獵槍到馬厩去。我的表兄們也會跟著去。你知道我在說什麼嗎?”
  
  不,看在上帝份上,他不知道。
  
  “你快要死了。”安東把這句話像磚頭一樣砸到海因斯臉上,“你的機師很可能已經被炸成跑道上的一堆垃圾。我打算趕在天亮前出發去的黎波里,剩下的汽油能撐多久就是多久。在走之前我必須——用你們的話是怎麼說的?剪掉鬆脫的線頭。”
  
  應該是“綁緊鬆脫的線頭”,海因斯並沒有作聲。先前友好氣氛消失了,就像一層柔軟的絨布被掀開,露出下面的鏽跡斑斑的手術器械。他把手搭在額頭上,那裡的皮膚發燙,又或者這是因為他的手心冰冷。
  
  “海因斯。”
  
  “是的?”
  
  沒有下文,安東·索科洛夫直接把他架起來,半拖半扶地往外面走。有那麼可怕的半分鐘,海因斯認為他要提前“剪線頭”,往他的後腦開一槍,把屍體留在這片寸草不生的砂岩地裡。隨後他終於聽見了安東幾分鐘前就察覺到的聲音:直升機旋翼,逐漸靠近,壓過了遠處逐漸稀落的砲火。
  
  他在手術台上停止心跳三十五秒,羅傑後來告訴他,坐在床邊,用折疊小刀削一個蘋果;走廊上傳來藥品推車的哐啷聲,有人在低聲交談,聽上去就像砂紙互相摩擦。還有,“大個子德國人匆匆忙忙地走了,像是有食人魚在咬他的屁股,甚至不願意讓護士處理一下頭上的傷口。”
  
  “他不是德國人。”
  
  “什麼?”羅傑心不在焉地問,舌頭咬在上下排牙齒之間,盯著刀尖。
  
  “我說我需要嗎啡。”
  
  羅傑把削下的果皮撈起來,在海因斯眼前晃動,“看看這個,康納,告訴我你從沒見過這麼完整的蘋果皮。”
  
  “見鬼,把它拿開。”
  
  前郵航機師大笑起來,看上去比任何時候都更像一隻鬥牛犬。
  
  ——
  
  上頭的命令下來時,就像以往任何一次那樣,信誓旦旦,然而模棱兩可。他們先把海因斯挪到倫敦,宣布“過一段時間”會安排飛機把他送回大西洋對岸,自然沒交代“一段時間”是多長一段,三天,兩年,還是六百公里。當使館人員談到“他們”的時候,如果壓低聲音,說兩個字就假裝咳嗽,那“他們”指的是聚集在國會山的那一群高爾夫俱樂部資深成員;假如語調輕蔑,配有聳肩動作,那“他們”指的是後勤處。
  
  負責在倫敦“照看”他的是個細聲細氣的文員,看起來在三十歲上下,頭頂的毛髮已經有危險的稀疏趨勢。“鄧肯。”第一次見面的時候,他自我介紹道。大半個月過去,海因斯依然不知道這是他名字還是姓氏。當他字斟句酌地問起,返回美國的航班有沒有可能安排在本週時,鄧肯露出耐心的微笑,就像人們看見貓堅持不懈地攻擊鏡子時那樣。
  
  “沒有什麼航班,海因斯先生。他們決定把你送回波恩。”他聳了聳肩。
  
  “波恩?”
  
  “杰拉德說這樣更'經濟'。”
  
  海因斯並不知道杰拉德是誰,但這並不妨礙他認為這人是個蠢貨。他從盧頓機場起飛,降落波恩的時候風雨交加。羅杰和一輛佈滿刮痕的大眾等在停機坪邊緣,傘一點用處都沒有,兩人從肩膀以下都濕透了,冷得發抖。山峰徹底被低垂的雨雲吞沒,雷聲從遠處傳來,很微弱,像隔牆聽見的鼓聲。
  
  車沒有在通往巴特戈德堡的路口轉彎,而是繼續往前,駛向波恩市區。他們讓你住在鳥屋裡,羅傑對落滿雨水的擋風玻璃說。海因斯已經把暖氣旋鈕擰到最大,但兩人說話的時候也還是能看到白氣。做幾個月案頭工作,寫報告,去議會旁聽,或者打瞌睡,隨便你,我就從沒見過有多少人清醒地坐在旁聽席上的。
  
  “鳥屋”是棟乏善可陳的平房,用於接待那些不值得讓大使館多花時間的低級別僱員,偶爾還有令人生疑的“時政記者”。醫生承諾每兩天來一次,但事實上一次也沒有來過。羅傑週末拜訪,有時候一個人來,有時候帶著太太和兒子,送他們去買襪子、蠟筆套裝、兒童球拍和一個五歲男孩需要別的什麼玩意。
  
  “一個小小的問題,小,但是稍微有點燙手,姑且這麼說,等等。”第一瓶啤酒喝到一半的時候,羅傑說,在公文包裡摸索著什麼,海因斯原本以為是一封信,等他撫平了紙張,才看出那是張照片,一個黑白的安東·索科洛夫嚴厲地看著他們兩個,“這是那個把你抬上直升機的好朋友,不是嗎?那個不樂意給傷口消毒的白痴,蘇聯大使館的一個助理,在簽證處工作,我聽說。”
  
  海因斯沒有回答。這是個週六下午,屋後的草地上有群小孩在踢球,發出興奮的尖叫。
  
  “有什麼是我應該知道的嗎?”
  
  海因斯撥弄著啤酒瓶蓋,“他是彼得的其中一個孩子,我想,我們在伯爾尼見過。我不知道他會在貝魯特,純屬意外。”
  
  “僅僅是'工作關係',我們能這麼說嗎,康納?”
  
  他把瓶蓋彈到草叢裡,“我們能這麼說。”
  
  羅傑審視著他,好一會,然後把照片揉成一團,塞回衣袋裡。海因斯拿起啤酒瓶,碰了碰他的。
  
  一個典型的工作日早上往往被枯燥無味的外交電文佔滿,下午則用於歸檔簽證處送來的文件。每週一次,他步行去市政廳參加例會,純粹是為了咖啡和那些切成拇指大小的檸檬蛋糕。在外交金字塔底端攝食的助理、秘書和通訊員們在這裡聚集,聽從柏林來的這個或那個官員念大同小異的講稿,沒有一個人看上去是自願出席的。
  
  海因斯總是坐在最靠近出口的位置,一般是最後一排,如果那裡已經有人了,他就挪到緊鄰走道的座位上去。在他第六次走進這個令人壓抑的大廳時,安東·索科洛夫就坐在那裡,筆記本攤開在大腿上。他又打了一條灰色的領帶,外套搭在椅背上,戴著一頂難看的氈帽,需要遮住腦後的傷口,海因斯想。安東側過身,目光落在海因斯身上,“早上好。”
  
  海因斯點了點頭。一個他見過幾次面的法國人叼著還沒點燃的煙走進來,坐在前排。安東略微提高了聲音,像是故意要讓周圍的人聽見。
  
  “他們準備調整煤炭的出口限額,我猜你已經聽說了。”
  
  他沒有。“當然。”
  
  發言人敲了敲麥克風,它發出刺耳的電流聲,所有人都皺起了眉頭。對話自然而然地終止,沒有談論天氣,也沒有“很高興看見你還活著”,畢竟在任何正式記錄裡,他們都從未踏足過黎巴嫩。人們應該和一個委婉地威脅要像放倒病馬一樣處決你的蘇聯人說些什麼?煤炭出口限額,顯然。
  
  到午餐時間,人們像躲避空襲一樣迅速撤離。他們並肩走到走廊上,互相詢問對方關於餐廳的意見,直到和其他外交動物拉開了足夠遠的距離,他們才握了握手,敷衍了幾句客套話,朝相反方向走去。
  
  8.
  安東遠遠地就看見了那個美國人。
  
  彼得會說“他能當個棒極了的小偷”,在他的詞典裡,這是一種讚美,意味著他也能當一個棒極了的間諜。“從來不需要一個隱形人,”彼得會接著說,把菸絲卷緊,“我們需要的是每個人都看見了,卻沒有留意到的人。”
  
  沒有人會多看海因斯一眼,廉價的灰色風衣,沒有熨平的長褲和穿舊了的皮鞋,沒什麼值得留意的。他只有在扮演亞歷克斯的時候才打領帶,半溫莎結。他今天戴著眼鏡,就安東所知,他的視力並沒有問題,也許這兩片玻璃是一個提醒:你現在是個百無聊賴的使館僱員,不是別人。海因斯在樓梯平台上停下來,瞥了一眼手錶。安東知道他發現自己了,但還是假裝沒有留意。一個幼稚的遊戲,誰首先打招呼就輸了。安東坐在原處沒動,等他過來。
  
  “你再沒有別的領帶了,是嗎?”
  
  “沒有預算,”安東替他拉開椅子,“你來早了。”
  
  “顯然還不夠早。”海因斯把腳搭到前面的椅子上,“又一天,嗯?”
  
  安東盯著牆上的一塊光斑,“我不太確定你是什麼意思。”
  
  “我的意思是,我們被困在波恩,直到我們變得衰老、遲鈍和肥胖。你從沒這麼想過嗎?”
  
  “從沒。”
  
  “你太無趣了,安東·安德烈耶維奇。”
  
  空無一人的議會大廳裡,一個瘦小的影子在掃地,像某種勤懇的帶翅昆蟲,在柱子規整的陰影之間緩緩挪動。
  
  “我有一個瘋狂的主意。”海因斯說。
  
  安東等著。那個佝僂著的影子消失在走廊裡,一扇門砰然關上,迴聲不絕。
  
  “我的西班牙家庭女教師,我是說,羅傑,今天到捷克去了,又或者是波蘭,我沒在認真聽他說話。這意味著鳥籠的門開了,我能跑到山坡上唱歌,又或者請新朋友喝一杯。我們可以談談,你知道,貿易。”海因斯側過身,看了一眼大門,走廊仍然空蕩蕩的,“如果我們現在就走,沒有人會發現我們來過。”
  
  說不,他想像中的彼得嚴厲地說,使勁用拐杖敲打桌腿,拒絕他。
  
  自離開莫斯科以來的第一次,安東沒有聽從這個聲音。
  
  ——
  
  “鳥屋”的第一個顯而易見的好處是,沒有竊聽器。因為不是安全屋,自然也沒有值班特工和街對面看似忙碌,實則負責監視的肉店老闆。沒有人看見本應出席聽證會的貿易助理提前回來了,也沒有人看見他帶著一個怎麼樣的客人。
  
  “幫我個忙,別到客廳裡去,好嗎?”海因斯摸出兩隻玻璃杯,“如果你不小心看見了什麼本應保密的表格,我可能需要把你勒死,埋在後院裡。”
  
  “所有美國人都這麼友善,還是說只有你是這樣?”
  
  “我們,索科洛夫,複數,我們是一個獨立的物種。坐下。”
  
  逼仄的廚房裡只有一張小方桌和兩把不成對的椅子。靠牆放著一張嬰兒用的高腳椅,漆成一種歡快的橙色。“來自《郵報》的首席駐外記者和夫人,在這裡住了兩年,鞦韆也是他們搭起來的。”
  
  除了栗樹層層疊疊的陰影,安東什麼也沒有看見。他問海因斯是否認識這位記者。
  
  “只認識他迷人的太太,她的丈夫威脅說要是我再踏進這裡一步,就用獵槍招呼我。”海因斯把酒杯遞給他,“冰塊?”
  
  “不,謝謝。”
  
  船正式駛入了危險的陌生水域,安東喝了一口酒,純粹是為了避免說話,他已經後悔自己問了個蠢問題。酒有種深重的煙熏氣味,像咬下一塊淋了蜂蜜的焦炭。海因斯倚在桌子旁,觀察著他。
  
  “如果你想問我什麼,現在就是好時機。”
  
  “你不是邀請我來喝酒的。”
  
  “看,莫斯科來的偵探解開了第一個謎題。”
  
  “這是個糟糕的決定。”
  
  “這是個合理的安排。”海因斯伸手解開他的領帶,“這並不代表什麼,離開這棟房子之後一切照常。”
  
  仍然是個糟糕的決定。這是安東的第一個想法。
  
  第二個是,他的眼睛確實是綠色的。
  
  ——
  
  安東在伊斯坦布爾的清晨醒來,過了好一會才意識到是什麼吵醒了他。電話,桌子右上角。他睡在一疊攤開的檔案上,肩膀和脖子感覺像被火車碾過。他拿起聽筒。
  
  “水警剛剛撈起了一輛車,長官,”一個尖細的聲音說,安東花了幾秒才把它和那個留著可笑鬍子的使館僱員對上號,“但牌照被拆了,而且——”
  
  “而且車架編號也被鑿掉了?”
  
  短暫的遲疑,“是的,長官。孩子們還需要留在港口嗎?”
  
  安東揉了揉鼻樑,“不,讓他們走吧。我去拜訪一下魔術師。”
  
  他沒等對方回答就掛上了電話。
  
  路燈剛剛熄滅,微弱的天光還不足以照亮街道,伊斯坦布爾深陷在一種難以說清楚是屬於清晨還是薄暮的灰藍光線裡。風不太友好,安東試了三次才劃亮火柴,點上了煙。塔米婭的煙館在西南方向,二十分鐘,如果走過去的話。
  
  他花了十一分鐘。
  
  紅色粗布簾後面的木門鎖上了,安東踩滅煙頭,用拳頭捶門,直到鐵鍊噹啷一響,一張浮腫的臉出現在門縫里為止。在那張臉來得及開口之前,安東踹開了門,踏進散發著刺鼻煙草氣味的黑暗裡,一隻手抓住了他的肩膀,安東掙脫了,抓住那隻手,用力一擰,尖叫聲一路跟著他走上店堂後面的旋梯。
  
  一個肥壯的大個子擋在走廊裡,像堵磚牆,槍掛在他鬆垮垮的腰帶上,“現在不是營業時間。”
  
  “我來見塔米婭。”
  
  胖子的手按在槍柄上,“她不接受沒有預約的訪客。”
  
  “告訴她這是本傑明·里克特。”
  
  “就算你叫凱末爾,我也不——”
  
  胖子背後的門開了,他驚訝地回頭看著他的女主人,塔米婭看上去就像一副裹在絲綢裡的鳥類骸骨,“禮貌點,賈拉,”一隻裝點著戒指和手鐲的爪子衝安東揮了揮,“進來,里克特,我的小火藥桶,你快要把整個伊斯坦布爾吵醒了。”
  
  “煙?”門關上之後,塔米婭問,指了指整齊碼放在一起的水煙槍。
  
  “我在找海因斯。”
  
  “從來不懂說話的藝術,不是嗎,我親愛的?”
  
  “他來找過你了。”
  
  塔米婭聳聳肩,躺在長沙發上,點了一支煙,手鐲互相碰撞,叮噹作響,“也許我不出賣朋友。”
  
  “你沒有朋友,只要價錢適合,你什麼都賣。”
  
  塔米婭盯著他,尖而長的鼻子彷彿鳥喙,“那就開個價。”
  
  “下次你的人在基輔做小小的麻醉劑生意時,盧比揚卡的孩子們會假裝看不見,這聽起來怎麼樣?”
  
  煙館女主人沖他露出笑容,把煙放到唇邊,“他應該還沒有離開伊斯坦布爾,沒有提到什麼交通方式,”她呼出煙霧,“試試老艾哈邁迪糟糕透頂的旅館,也許會在一群毒蟲裡翻出什麼有用的東西來,祝你好運,我的小士兵。”
  
  ——
  
  在滯留伊斯坦布爾的這一小段彷彿無限延長的時間裡,萊昂看著海因斯建立了一個——使用“諜報網”這個詞無疑是極其不合適的,比起網,那更像是幾條鬆散地泡在水里的繩子。他用巧克力條和零錢逐一買下了那些遊蕩在大街上的小孩,讓這群臟兮兮的小動物留意有誰在打探“麥卡倫先生”和他年輕的侄子。假如聽到了什麼有趣的風聲,也可以告訴“麥卡倫先生”,有機會得到一包餅乾,甚至十個里拉的酬勞,取決於他們聽到的是什麼。鈴鐺,海因斯這麼稱呼他們,一旦有一個響起來就該走了。
  
  萊昂從他的角落裡抬起頭來,“假如它們一直不響?”
  
  “沒人在找你,”海因斯回答,“或者,有人用更高的價錢買走了你的鈴鐺,讓它們保持安靜。”
  
  “見鬼,就像你做什麼都不對一樣。”
  
  海因斯從鏡框上方看了他一眼,沒有評論。萊昂發現他只有在讀報紙和清洗槍械的時候會戴眼鏡,這讓他的臉變得比平常更難讀懂。窗簾始終緊閉,在燈泡虛弱的光線裡,海因斯鬢角的灰白頭髮看起來柔和了一些。萊昂無法想像他曾經年輕過,很可能就是這麼帶著皺紋和槍出生的。
  
  “你殺過人嗎?”他脫口而出。
  
  “官方記錄說我沒有。”
  
  “但事實上?”
  
  海因斯摘下眼鏡,放到一邊。兩把槍躺在寫字台上,他拿起那把從塔米婭的保險櫃裡來的,握住槍管,槍柄朝前,“過來,克里斯滕。”萊昂走到他面前,“拿著。”
  
  萊昂接過槍。
  
  “你懂得怎麼用這玩意,對嗎?”
  
  “我明白它的原理。”
  
  “你明白它的原理,好極了。”海因斯把發報員的手腕往下壓,讓槍口指向地板,“不禁讓人思考我們的外交系統出了什麼問題。”
  
  “你該把它拿回去,我很可能會射穿自己的腳。”
  
  “你需要有用的建議嗎?”
  
  “是的,先生。”
  
  “別打到自己的腳。”
  
  萊昂想笑,或者大聲抗議,但敲門聲打斷了他。就像海因斯和孩子們約好的那樣,用力敲兩下,再輕輕敲一下。萊昂收起槍,打開了門,站在外面的男孩套著一件像馬鈴薯麻袋似的罩衫,“我來告訴麥卡倫先生,”他用破碎的俄語說,“有人在找他,就在樓下。”
  
  9.
  領事需要他的手帕,但外套掛在門外,手帕塞在左邊口袋裡。他能感覺到汗水在脖子周圍聚集,滲進衣領裡。房間裡很冷,“就像個地下冷藏室,”許多天之後,等這一切結束,他會這麼向副領事帕克描述,“你看,戴維,我坐在大使和米切爾·普利斯科特對面,錘子和鞭子,再沒有更合適了綽號了。你記得米切爾嗎?中情局的區域調度員,聽聽這個頭銜,戴維,'調度員'!像是一份巴士上的工作。米切爾盯著我,一點都沒有分神。”
  
  米切爾·普利斯科特衝領事微笑,和綽號相反,他看起來親切極了,有一張誠懇的、傳教士般的臉,從眼神到笑容都在鼓勵人們把所有秘密都擺到他腳下,隨後他會親自牽著你的手把你送上天堂。領事在桌子下擦了擦佈滿冷汗的手心,坐直了些,“我已經把我知道的都說了。”
  
  “當然是的,薩姆,從沒懷疑過一秒,”米切爾安撫道,領事在椅子裡挪動了一下,只有他的妻子會叫他薩姆,從“鞭子”嘴裡聽到這名字有種不現實的感覺,彷彿這冷冰冰的房間裡應該有另外一個薩姆。“我來做個劇情總結,好嗎?確保我們都在說同一件事?”他兩手一拍,“第一幕,外勤特工保羅·尼爾森,代號'烏鴉',在貝爾格萊德遭到槍擊,當場死亡;貝爾格萊德聯絡員,一位馬爾克斯太太,當晚被拘捕,下落不明。轉折,本應接應'烏鴉'的領館發報員,帶著'貨物'逃出南斯拉夫,最後已知地點是伊斯坦布爾。第二幕,我們的好薩姆引入一個新角色,”他看了領事一眼,後者又在椅子裡不安地挪動起來,“確切地說,一個舊角色,一個被除名的演員。”
  
  領事看著大使,後者交抱著手臂,盯著桌子中央的玻璃咖啡壺。
  
  “我當時不知道,”領事清了清喉嚨,“而且時間——”
  
  米切爾揮了揮手,趕開他有氣無力的辯解,“薩姆,好伙計,我並不質疑你的判斷力,不過從目前看來,難道你不想我們幫你把這件事從背上卸下來嗎?”
  
  不想。領事沒敢這麼回答。
  
  “有趣的是,你並不討厭他,”在他後來的陳述裡,領事接著對帕克說,“即使米切爾在會議室裡把你撕成碎片,你也會告訴自己,可憐的傢伙,他只是在盡力完成自己的工作而已。大使說他需要和所有人談談,'所有人'裡不包括我,顯然。秘書把我帶到一個側廳,我在那裡等著,兩個小時,然後是五個小時。”
  
  “九點前後,大使邀請我吃晚飯。”
  
  “我們是坐車去的,那種沒有顯眼標記的外交車輛,第一個左轉路口在翻修,我們繞了點路,開往河邊。我原本以為我們要去劇院附近,但車過橋之後就停下來了,那裡有兩盞路燈被砸壞了,陰影裡什麼都看不見。司機和保鏢下了車,大使和我留在後座,你知道我當時想的是什麼嗎,戴維?我在想見鬼,沒有晚飯,我他媽的快要餓死了。”
  
  “'我實話實說,薩姆,你搞砸了',這是他的第一句話。'普利斯科特要接手這件事',讓你的人停止行動。”
  
  “那不是我的人,我跟他澄清,我甚至沒辦法聯絡上他們。”
  
  “'你知道為什麼海因斯是個壞主意嗎,薩姆?'他問,我懷疑他根本沒聽到我剛才說了什麼。我當然說我不知道。”
  
  “然後他問我有沒有聽說過盧克·麥卡倫,我也說沒有。”
  
  “'盧克·麥卡倫是海因斯在波蘭的工作名,你必須知道安東·索科洛夫對他做了什麼。'大使說,我甚至看不見他的臉,河岸對面的燈都亮起來了,但那輛該死的車裡漆黑一片。”
  
  ——
  
  海因斯叫他“壞客人”,因為安東總是半夜之後才來,天亮之前就走。海因斯覺得好笑,假如有不懷好意的眼睛在關注他們,那什麼時候來敲門其實無關緊要。他的蘇維埃朋友總是醒得比他早,在黑暗之中窸窣摸索地上的衣服。
  
  他爬起來,裹著毛毯,推開了窗戶,寒風一路從被夜色吞沒的山峰上刮來,途中沾上了河水的濕氣。太冷了,對九月份而言。他想抽煙,但火柴丟失在黑暗中某處,他不想去找。再過一小時,疲乏的太陽會從霧中浮起。這將是個灰暗寒冷的早晨,換句話說,波恩一切如常。
  
  他甚至沒有留意到門是什麼時候關上的。
  
  安東從波恩消失了超過兩個星期,在此期間發生了三件事,只有一件是意外。星期五早上,羅傑的黑色大眾九點剛過就停在門外。中央情報局在波恩的聯絡站藏在一家肉店裡,繞過櫃檯,往右走進儲藏室,從吊在天花板上的冰凍肉牛屍骸之間穿過,推開第二扇門。醫生在那裡等著他,兩個醫生,一個量了他的血壓和體溫,另一個檢查他精神上的彈孔——至少他嘗試這麼做了。文件被蓋上了應該蓋的章,籤上了應該籤的名字,宣布他能夠繼續服役,醫生向他表示祝賀,海因斯認為他選錯了動詞。
  
  狗是個意外,他們都同意這一點。海因斯拿著槍衝進客廳的時候,小狗仍然弓著背,衝安東齜起牙齒。他收起槍,抓住項圈,試圖把那隻頑固的動物拉開。不是我的狗,他解釋,羅傑的兒子撿回來的,他和他的父母對寵物有不同的見解。你想要威士忌嗎?你看起來很需要。
  
  安東拒絕了酒精,他脖子上有一道醜陋的傷口,幾乎從下巴劃到鎖骨。海因斯移開目光,假裝沒有留意到,這不是他們關係的一部分,不管這關係是什麼。
  
  她有名字嗎?安東問,黑褐色的雜種小狗仔細地嗅他的手。
  
  海因斯陷進沙發里,承認自己在此之前根本沒有留意到這是個“她”,沒有名字,狗不會在這裡待很久,他不喜歡狗。
  
  我養過一隻類似的,安東碰了碰小狗右眼上方的一撮淺褐色毛髮,會獵兔子和田鼠,我會走路的時候她已經十歲了,放馬的時候尼古拉姨父也會帶上這隻狗,我們叫她阿尼卡。
  
  “後來?”
  
  “她死在馬厩裡,沒什麼徵兆,只是老了,那是個很冷的冬天。搭了個柴堆把她燒了,沒辦法挖開凍土。”
  
  小狗蜷縮起來睡著了。壁鐘滴答作響,把沉默襯得更加龐大。安東把大衣丟到沙發上,那上面沾著細小的水珠,在唯一一盞燈下閃閃發亮。外面在下雨,也許是大雪到來之前的最後一場了。
  
  海因斯問他是否樂意現在到樓上去。
  
  是的,他很樂意。
  
  而第三件事,是以區域調度員米切爾·普利斯科特的形式出現的。在市政廳對面的咖啡館裡,“鞭子”把至少三塊方糖溺死在咖啡裡。“康納,好伙計,”他對著杯子微笑,“你能去一趟華沙嗎?”
  
  ——
  
  “盧克·麥卡倫在1969年12月2日到達華沙,”大使說得很慢,彷彿在仔細掂量每一個細節,“協助一位蘇聯情報官叛逃,護送他到使館裡。計劃挑不出什麼錯,普利斯科特和東歐站的人花了整整一年籌劃這件事。目標的身份是貿易代表,和烏克蘭商團來和法國人談判,比水泥還硬的理由,況且這件事表面上也和我們沒有牽連。”
  
  領事用手帕擦了擦下巴,“但是?”
  
  “莫斯科派來了一個狙擊手。”
  
  “索科洛夫?”
  
  “索科洛夫。”
  
  他想必是等在屋頂上,後來的彈道分析也確認了這一點。有人洩露了麥卡倫和目標人物的行踪。狙擊手應該是最後手段,大使解釋道,因為三個克格勃特工首先嘗試活捉目標,但麥卡倫射殺了一個,打昏了另外兩個。他們開始向大使館狂奔,狙擊手理應早就看到了他們,但出於某種原因,一直等到兩人快要到達大門才有所行動。
  
  “目標當場死亡,海因斯幸運一些,使館警衛聲稱他中了第二槍之後還能繼續往前跑,但是,”大使打了個含糊的手勢,“普利斯科特沒等他在醫院醒來就簽了他的退役申請,要求成立專案組審查他。”
  
  “為什麼?”
  
  “最常見的理論是他在波恩的時候可能有也可能沒有和一個克格勃特工頻繁接觸,但專案組從沒找到證據,因此也從未定罪。1970年初我們因為羅傑·坎普爾的事忙得發昏,我相信你聽說過這個名字?那個被蘇聯人擊落的倒霉鬼。'鞭子'放棄追查,把海因斯調到了土耳其,你能猜到他提出要從波恩帶走些什麼嗎,薩姆?”
  
  “不。”
  
  “一隻狗,你能想像嗎?如果你問我的話,我會說外勤都是些荒謬的人。”
  
  是的,領事謹慎地表示同意,他們似乎是這樣的。
  
  10.
  在他們最後一次談話時,米切爾·普利斯科特向海因斯複述了羅傑的葬禮。那時候他們坐在“金絲雀噴泉”餐廳最靠近花園的桌子旁,兩個探員遠遠地坐在吧台那邊,就是專案組調查期間負責看守海因斯的那兩個,海因斯稱呼他們蛤蟆和睡鼠,因為他至今不知道這兩個人的名字。普利斯科特沒有看菜單,告訴領班他要“當日特餐,不管它是什麼”,謝絕了酒和甜點的提議,因此海因斯猜想這頓午餐是他自己付賬的。花園比一張餐巾大不了多少,無花果樹投下精心修剪過的陰影,但噴泉正好接住了陽光,顫動的光線觸發了隱藏在眼球深處的疼痛,海因斯移開目光。
  
  那是個星期五,普利斯科特說,沒說明是多久之前的星期五,也沒提地點。一場沒有遺體的葬禮,偵察機還沒有落地就被炸成碎片,想想看,康納,它還帶著兩個副油箱。至少現在蘇聯人是不能在一堆破爛裡琢磨出什麼來的,這一切我們當然都沒有告訴坎普爾太太。遺孀堅持選了一個超出中情局財政預算的棺木——胡桃木和雕花鉚釘,誰會想到有雕花鉚釘這種玩意呢——你知道我們有這樣的撥款嗎,康納?在最壞情況發生的時候,為你們這樣的好伙計買一個體面的木盒子?
  
  “不,”他回答,拿起玻璃杯,水里漂浮著一片檸檬,切得那麼薄,看上去是半透明的,蛤蟆和睡鼠盯著他的一舉一動,“我不知道。”
  
  “你們以前是不錯的朋友,不是嗎?你和羅傑。”
  
  海因斯回答他們只能算作比較常見面的同事,而且這個問題已經問過不下二十次了。
  
  普利斯科特並不滿意,他是個剛剛偷了一根針的小男孩,不把什麼東西或者什麼人刺出血來是不會罷休的。“還有羅傑的小男孩,查理,是嗎?可憐的小東西,我都不敢向我老婆提起,我的莉莉安是個很敏感的人,她會花上一個星期為這孩子傷心。你該不會碰巧是這個男孩的教父吧,康納?”
  
  “不是。”
  
  普利斯科特點點頭,海因斯想像他拉開腦海裡的六層文件櫃,把這個信息放進去,上鎖,“有孩子嗎,康納?有人在鄉村小路盡頭等你嗎?”
  
  “不像你那麼幸運,先生。”
  
  燉肉送上來了,一盤熱氣騰騰的暗紅色糊狀物,普利斯科特小聲哼唱著《羅賓遜太太》,撕下一塊麵包。海因斯向蛤蟆和睡鼠的大致方向看了一眼,他們面前各自放著一杯冰水,沒有食物。“鞭子”丟棄了葬禮的話題,轉而談論波恩。噴泉把晃動的光線投射到遮陽棚上,三四隻麻雀焦躁地上下蹦跳,垂涎麵包屑,但又懼怕桌邊的巨型生物。
  
  海因斯問他這是不是一場審訊。
  
  “當然是,”普利斯科特皺起眉,彷彿在指責海因斯居然花了這麼長時間才提出這個完全正當的問題,“我在做我的工作,決定你要去哪裡,這並不意味著我是你的敵人。”
  
  海因斯想指出自己正是被“不是敵人”軟禁了七個月,但沙拉選在這個時候上桌了,他移開目光,看向花園,等侍應走開。“鞭子”專心致志地用麵包刮下盤子邊緣的肉汁,津津有味地咀嚼著。
  
  “我這份工作,”普利斯科特拍掉手上的碎屑,“讓我見識了很多可憐的靈魂,我老婆說這糟糕透頂,我跟她說,'莉莉安,親愛的,這些人在打一場看不見的仗,這可是需要勇氣和一定程度的愚蠢的。看久了你就會發現他們都有些共同的特徵,我給你分類好了,第一種'”他豎起食指,“'狂熱者,繼承父輩衣缽的麥卡錫主義者,像蒼蠅一樣被戰爭吸引,等不及要親手幹掉幾個蘇聯佬;第二種,憂鬱的愛國者。第三種是投機客,為想像中的牙醫保險和退休金而來。第四種,理想主義者,每一個都假裝自己早就把心換成了石頭,要是你足夠小心地接近他們,肯定會發現他們還有顆貨真價實的心,敏感得像貓咪'。我問我老婆對這個分類法有什麼見解,她說,'米切爾,你怎麼不去寫詩呢?'”
  
  他停下來,等海因斯問問題,但後者沒有讓他如願。普利斯科特清了清嗓子。
  
  “'椋鳥'告訴你那天晚上在華沙大使館門前開槍的是誰了嗎?”
  
  椋鳥是東歐聯絡站的負責人,“不。”海因斯回答。
  
  普利斯科特觀察著他,“一位本傑明·里克特先生,你們見過,不是嗎?”
  
  “在伯爾尼,就一次。”
  
  普利斯科特揉皺餐巾,放到盤子旁邊,侍應以為這是讓他過來收拾的信號,但“鞭子”揚手讓他走開。“在我下決定之前——”
  
  “無意冒犯,先生,我並不關心你的決定,”海因斯站起來,蛤蟆和睡鼠跟著跳起,像兩個被狠拽了一把的牽線木偶,“如果你還有什麼問題,可以去看審訊記錄,我敢肯定它已經足夠詳細。”
  
  也許他的檔案會被寫上“暴躁、粗魯而且不合作”,但海因斯離開餐廳的時候只覺得寬慰,彷彿有什麼事懸而未決很久,此刻終於有了著落。“看見球滾到哪裡去了”,用羅傑的話來說就是這樣。大概是出於禮貌,蛤蟆和睡鼠始終保持著很遠的距離,出於同樣的禮貌,海因斯假裝沒有留意到他們。
  
  ——
  
  就流放地點而言,伊斯坦布爾絕不是最糟糕的。使館和與之有牽連的幾個可疑的“辦事處”暮氣沉沉,彷彿這裡的人和事都卡在永久的暫存狀態裡,等待著某個遙不可及的幸運日,被釋放出來,領到水草更豐美的牧場去。
  
  一個美國商團在他到任之後第二周到達伊斯坦布爾,這群販賣軸承的加州人在喝醉酒之後給領事館打了電話,口齒不清地詢問應該去哪裡找“夜間娛樂”,海因斯捂住話筒,把問題向值班秘書重複了一遍,然後聽到了塔米婭的名字。“最好跟著他們去,盯緊一些,”秘書並沒有從報紙上抬起頭來,“我是絕對不樂意因為這些蠢貨和別的蠢貨打架,就半夜到警察局去的。”
  
  是她先接近海因斯的,一隻蒼白的麻雀,裹在印著棕紅色渦旋紋樣的長袍裡。“和他們是一伙的嗎?”她問,指了指喧鬧不堪的人群。煙在他眼前蒙了一層縐紗,一盞接觸不良的燈一直眨動,像只患病的眼睛。
  
  “是的,”他想了想,“不是。”
  
  “那你在這里幹什麼?”
  
  “思考什麼時候才能走。”
  
  “我的意思是,你在伊斯坦布爾幹什麼?”
  
  “答案是一樣的。”
  
  她同情地拍了拍他的手背,問他想不想再要一杯酒,海因斯同意了。三個小時後,等他穿過凌晨的街道回到住處時,才意識到那位裹著彩色棉布的當地掮客應該早就知道了他是誰,為什麼到這裡來。狗等在門邊,尾巴興奮地抽打著地板。我們叫她阿尼卡,把她燒了,因為挖不開凍土。酒精把他困在一種疲勞然而清醒的狀態裡,非但沒有幫他入睡,反而帶起許多沉渣。深夜的日內瓦機場,候機室大門緊鎖,烏燈黑火。停機坪周圍荒蕪的草地結了冰,原本漆黑一片,午夜過後雲層散去,月光把它映成通透的銀白色。他們一個在等華盛頓來的審查官,一個在等莫斯科來的貿易代表,像兩個機械鐘零件一樣沿著跑道來回走動,免得凍僵。海因斯忘了安東說了些什麼,大概是一個關於情報官員和鼻涕蟲的笑話,他們都笑了起來,百分之二十是因為鼻涕蟲,百分之八十是因為這個笑話多麼無聊。一個光點出現在山脈上方,海因斯碰了碰安東的手臂,來打個賭,大個子,你覺得那是一架麥道,還是圖-114?
  
  那是架安-24,他們都輸給對方五馬克,並且發誓永遠不再假裝自己是民用航空器專家。
  
  他思忖著自己處於普利斯科特的哪個分類條目下。調度員把他踢出了中情局僱員名單,康納·海因斯現在是個初級領館僱員,有一份三年期合同和乾淨的檔案,一頭被漂白的黑羊。他閉上眼睛,巴特戈德堡的暴雨擊打著傾斜的窗戶,從花園裡拿上來接雨水的鍍鋅鐵桶已經滿溢出來了。他只去過安東的閣樓一次,天快亮的時候才冒雨離開,淋得透濕,在打字員驚異的目光下走進辦公室。
  
  他終於睡著了,狗守在沙發旁邊,右眼上方的一撮淺色毛髮就像小小的火焰。
  
  兩天之後,一張手寫的卡片出現在藍色信箱裡,邀請他再次拜訪煙館。塔米婭崇拜互惠互利原則,海因斯並不反對,他或許有也或許沒有參與了幾次走私活動,而對方或許有也或許沒有替他取得“登山工具”:偽造的護照,非法槍支。
  
  “還有一艘船,”他告訴萊昂,推開窗戶,示意他爬出去,“註冊在塞浦路斯,船主是希臘人,告訴他你認識麥卡倫先生,而且需要一個下層艙位。它會先停靠佩特雷港,然後再從那裡去熱那亞。把鑰匙帶上,在你手上比在我手上安全得多。”
  
  萊昂抱緊了水管,槍柄頂著他的腰側,“你呢?”
  
  有人在砰砰地踢門,“我會追上來的。”海因斯說,關上了窗。
  
  11.
  “老艾哈邁迪糟糕透頂的旅館”正式的名稱是河景旅館,雖然周圍既沒有河,更沒有值得一談的景緻。大門原本該在的地方只剩下兩道蝕進牆壁的釘痕,走廊是個漆黑的洞穴,散發著垃圾腐壞的酸臭味。一個男孩蹲在唯一亮著燈的房間前,套著臟兮兮的罩衫,像只瘦弱的老鼠。安東踩上了碎玻璃,咔嚓一響,陷在一堆坐墊裡的胖門房並沒有抬起頭,“二十里拉一晚,先付錢再拿鑰匙。”
  
  “我在找人。”
  
  門房的目光短暫地從色`情雜誌上挪開,把他上下打量了一遍,找不到任何表明他是警察的蛛絲馬跡,“滾。”
  
  “我在找的住客很可能稱呼自己'麥卡倫'或者'亞歷克斯',應該還帶著一個年輕人,二十五六歲,有印象嗎?”
  
  “沒見過這樣的人。”
  
  門口又傳來碎玻璃的響動,穿著罩衫的男孩跑上樓去,把木樓梯踩得咚咚作響。安東關上門,走近了沙發。察覺到什麼不對,門房像頭肥胖的海像一樣在坐墊裡扭動,試圖站起來。安東對著他的臉來了一拳,他摔下沙發,撞翻了茶几,滾到污漬斑斑的地毯上。
  
  “現在有印象了嗎?”
  
  帶血的唾沫流到胖門房的下巴上,是的,他記起來了,確實有那麼一位先生,付了三倍價錢,叮囑他不要對任何人提起一個字。河景旅館接待過不少這種鬼祟的客人,因此麥卡倫先生並沒有特別引起門房的注意。是的,一起來的還有麥卡倫先生的侄子,他們在三樓,不,先生,我們這裡沒有房號,三樓走廊,從左邊數起第五個房間。
  
  穿罩衫的男孩不見踪影,也許這裡有別的出口。樓梯和走廊散發出強烈的霉味,不管他多麼小心,受潮的木板還是在鞋底嘎吱作響。爭吵聲穿透牆壁,一個孩子在某處高聲哭嚎。安東攥緊了槍柄,手心濕漉漉的,彷彿這是他第一次出外勤。那時候他二十二歲,剛剛離開列寧格勒到莫斯科來。任務本身相當直觀,到這個地址去,爬一道圍欄,撬開這個和那個檔案櫃,把這些和那些文件拍下來。他拿相機的手很穩,冷汗卻浸濕了後背。
  
  門卡住了,安東不得不踢了兩次,舉起那把託卡列夫33。然而他要找的人手上並沒有武器,槍放在寫字台上,太遠了,海因斯也沒有靠近它的意思。浴室門開著,裡面空無一人。海因斯向他走近一步,停住了,離槍口不到半米,“塔米婭把我賣給你了,是嗎?”
  安東假裝沒有聽到,“鑰匙在哪裡?”
  
  “我不知道。”
  
  “那個發報員?”
  
  “你可以繼續問五個小時,我還是不知道。”
  
  “我沒有時間玩遊戲。”
  
  “沒人說過這是個遊戲。”
  
  “告訴我那個男孩在哪裡,我並不想——”
  
  “不想對我開槍?”海因斯看著他,“幫我個忙,這次瞄準一些。”
  
  他仍然沒有放下槍,這個姿態此刻顯得異常愚蠢,一個空洞的威脅。
  
  “'索科洛夫有一種拳擊選手的沉默,易怒,但並不魯莽行事',”海因斯說,“這是我交給波恩小樂團的第一份報告,關於你。他們很喜歡,說讀起來就像報紙每週末刊登的連載犯罪小說。羅傑更關心你有沒有被策反的可能,我告訴他,算了,我還不如去勸說花園裡的栗樹叛逃。”
  
  他還是沒有回答。海因斯又走近了一步。
  
  “一個問題,安東。”
  看在上帝份上,別提華沙。
  
  “你知道那是我,在華沙。”
  
  這不算是個問題。他不知道他能回答什麼,我別無選擇,或者我很抱歉,也可能是不,我並不抱歉,這就是我們所有錯誤決定的累加結果。“是的。”他放下槍,移開目光,“他們說你死了。”
  我不能繼續打獵了,從華沙回來之後,他告訴彼得,我需要點時間。彼得問這是不是和早前去世的奧爾加姨媽有關,無意中為他提供了絕佳的藉口。是的,彼得,我想回列寧格勒,是的,為了親愛的奧爾加姨媽,我想親眼看看她的墳墓。安東在一個冰冷的二月早晨回到了農場,沒有到房子裡去,獨自一人穿過霜凍的田野,走向沼澤和遠處被凍霧籠罩的森林。我殺了他,他告訴奧爾加姨媽,墓碑沉默無語。
  
  彼得給了他一個月,安東五天之後就回到了莫斯科。
  
  海因斯沒有再說什麼。安東又看見了他們之間的那堵牆,那上面偶爾會出現些裂縫,允許他們看對方一眼,然而當他們之中哪一個想靠近的時候又把他們推回去。他想碰碰海因斯,確認他活著,但就像許多個波恩的夜晚那樣,他今天也無法跨過那堵牆。
  
  “走。”安東說。
  
  海因斯看著他,皺起眉。
  
  “我追踪斯特拉斯堡的發報員到這裡,發現他並不是獨自一人,短暫的駁火,”安東往牆上開了兩槍,巨大的聲響驚起了尖叫和混亂的腳步聲,“他們逃往不同的方向,我繼續追發報員,顧不上另外一個。”
  
  海因斯不需要更多解釋了,安東看著他遲疑地走了幾步,然後像驚醒一樣跑了起來,消失在走廊盡頭。沒有謝謝,也沒有再見,因為這也不是他們關係的一部分。臟兮兮的陽光照亮了空房間,盧比揚卡的孩子原本靠在牆上,隨後滑到滿是灰塵的地板上,閉上眼睛。安東·安德烈耶維奇,你看你乾了什麼。
  
  ——
  
  聽見槍響的時候,人們仰頭四處打量,尋找槍聲的來源,不安地互相推擠。萊昂艱難地在人群裡穿行,往旅店的大致方向挪動,半途又改變了主意,擠出了小巷,繼續往碼頭跑去。你幫不上忙,不如趕快離開。
  
  沒有克格勃殺手從人群裡冒出來追趕他,但安全起見,萊昂還是在靠近港口的一間簡陋咖啡攤裡等到傍晚。那是個四處漏風的棚子,帶缺口的杯子上有擦不掉的棕色污漬。萊昂把自己藏在發黃的塑料防水布後面,每隔幾分鐘就緊張不安地看一眼通往碼頭的路。
  海因斯死了,一個細小的聲音在他腦海裡說,不然早就該出現了。一群碼頭搬運工爆發出粗野的大笑,把萊昂嚇了一跳。一輛貨車駛上匝道,輪子把碎石碾得喀喀作響,它拐了個彎,往倉庫區去了。再等十分鐘,他安慰自己,把手探進口袋裡,握住那個小木盒。
  
  路燈逐一亮起的時候,他終於離開了咖啡攤,在倉庫和集裝箱的陰影裡走向海關辦公室。最後一個開著燈的櫃檯正要關閉,但在萊昂摸出鈔票的時候殷勤地重新營業了。註冊在塞浦路斯的貨船有十幾艘,其中兩艘的船主都是希臘人,但只有派翠西亞號目前停靠在伊斯坦布爾。
  
  萊昂問他派翠西亞號在哪個碼頭,關員板起臉,開始懷疑他的動機,要求他出示證件,在萊昂遞給他第二張鈔票的時候迅速遺忘了證件的事。五十五號碼頭,他告訴萊昂,還有別的什麼可以幫你的嗎,先生?
  
  暫時沒有了,謝謝。
  派翠西亞號的跳板只有五十公分寬,黑色的海水拍打著水泥,發出令人不安的嘩啦聲。萊昂快步跑過跳板,甲板上空無一人,引擎室裡亮著燈,他循著燈光走去,敲了敲鋼製艙門。
  
  他打斷了一個牌局,四個水手圍坐在一個木箱旁邊,木箱上堆著酒瓶、油膩膩的撲克牌和一盤只剩下碎渣的烤肉。萊昂清了清喉嚨,詢問應該去哪裡找船長。一個蓄著絡腮鬍的男人問他有何貴幹。
  
  “我是麥卡倫先生的朋友,盧克·麥卡倫,我需要一個下層艙位。”
  
  “那你叫什麼名字?”
  
  “泰勒。”
  
  “跟我來。”
  
  他們離開引擎室,順著一道焊接在牆上的鐵梯爬入貨船昏暗的腹部。頭上的管道時不時發出嘶嘶聲,狹窄的過道散發出機油和髒衣服的氣味。絡腮鬍掏出一串鑰匙,就著微弱的燈光找了半天,打開了艙門。“你的船艙。”他沖一張比棺材大不了多少的單人床揚了揚手,“我們明天出發。不是免費航程,你要工作,廚房,甲板,能用得上你的地方,聽懂了?”
  
  萊昂保證自己聽懂了,並禮貌地問對方的名字。
  
  “你會叫我'船長'。”絡腮鬍說,把鑰匙拆下來,塞進他手裡,轉身走了,靴子踏在鋼板上,咣咣作響。
  
  萊昂原地站了一會,把燈打開,又關上,爬到床上蜷縮起來。他不記得自己曾經睡著過,但當他睜開眼睛的時候,引擎在船艙深處隆隆運轉,陽光被舷窗切割成一塊橢圓形的光斑。他坐起來,湊到舷窗旁邊,伊斯坦布爾已經消失了,只剩下茫茫無盡的大海,在毫無遮蔽的藍天下閃閃發亮。
  
  12.
  他掙扎著扮演“泰勒”,常常忘記自己的新角色,大副叫他好幾聲才反應過來。水手們一開始對他視而不見,但撲克牌提供的娛樂終究是有限的,很快他們就把注意力轉向新來的乘客。他從哪裡來?要到哪裡去?萊昂反芻著自己匆忙編織的故事,用憑空捏造的細節填滿坑洞和裂縫,祈禱它們的破綻並不那麼明顯。他思忖著海因斯是怎麼做到的,像馬戲團雜耍演員那樣輪流拋擲三四個身份,穩穩地接住每一個,也許是練習。
  
  他每天早上在廚房里工作,削馬鈴薯皮,洗刷水槽裡的髒碗碟。廚房的前後兩扇門總是開著,但即使是海風也吹不走那種滲透一切的古怪氣味,聞起來像發酸的牛奶。廚師是個法國人,祖輩都是聖米歇爾灣的養蠔人,直到那些擁有大型加工廠和貨車車隊的水產公司把他們趕出了這個行當。“不想在工場裡給巴黎人清洗蠔殼,”他有一張漁夫的臉,粗糙,鑿著布列塔尼半島多變天氣的刻度,當他和萊昂說起像瘤子一樣長在海邊的加工廠時,臉就會皺起來,好像吞下了一整個檸檬,在他看來,世界上的大多數危機都是巴黎人造成的,“我的兩個兄弟也在那里工作,他們本來是可以擁有一個養蠔場的。”他若有所思地吸了一口煙,“等我回去之後。”
  
  對話往往在這裡終止,他從來沒有說過回去之後會發生什麼,也許他會單槍匹馬地把加工廠砸碎,也許會和其他人一樣在那裡找一份薪水微薄的工作。“記者,是嗎,泰勒?”他問,“這會是個好故事嗎?你會寫我的故事嗎?”
  
  “是的,”萊昂把馬鈴薯皮倒進垃圾桶裡,“很不錯,洛朗。”
  
  曾經有過那麼一個時期,大概是他十二三歲的時候,萊昂幻想著離開農場,沿著鐵路走向西海岸,就像他在漫畫裡看到過的那樣。畫面裡的天空永遠遼闊,午夜的火車車廂里永遠有善良的陌生人和溫暖的煤油燈。漫畫都是弗蘭克舅舅帶回來的,“流浪漢弗蘭克”,父親這麼稱呼他,但從來不敢在母親面前這麼說。這位衛理公會牧師和他那輛撞得坑坑洼窪的福特雷鳥總是在路上,總是在最意想不到的時刻重新出現,又迅速消失。萊昂在穀倉後面的橡樹下翻來覆去地看這些漫畫,它們給了他一種錯誤的印象,彷彿旅途本身是一種積分遊戲,路標清晰,獎賞明確,只要主角走得足夠遠,問題全都會神秘地自行解決。這可不是我想像中的旅途,萊昂想,雙手撐著鋼製水槽,防備著下一次嘔吐。派翠西亞號在斯基羅斯島東南二十海裡的風暴裡顛簸,水手們用西班牙語互相呼喊,大浪拍打著舷窗,發出令人不安的轟鳴。牆壁彷彿在他周圍晃動,萊昂抓緊了水槽邊緣,閉著眼睛,看在上帝份上,我只是個發報員。
  
  他時不時就夢見木工商店前的狹長街道,出於某種蠻橫的潛意識邏輯,他不能離開烏鴉的無頭屍體,雪下得很大,如果仔細去看就會變成半透明的灰燼,天空泛出一種病態的猩紅。腳步聲清晰可聞,但除了變幻莫測的影子,他什麼都沒有看見。萊昂冷汗淋漓地在貨船的小艙室裡醒來,伸手去摸用膠帶粘在床板背面的槍,確認它的存在。
  
  假如他曾經希望過海因斯會奇蹟般地在希臘等他,那這希望也在派翠西亞號到達佩特雷港的時候徹底破滅了。貨船會在這裡停泊一周,船長告訴他,如果他想到岸上去“看一看”,沒有人會阻止他的。萊昂現在最不想做的就是在陌生城市裡游盪,因此留在了船上,參與水手們沒完沒了的牌局,從洛朗手裡贏來了半瓶白蘭地,下一盤就把它輸給了輪機長,水手們哄然大笑,有人使勁拍萊昂的後背。他們不是你的朋友,是泰勒的,他腦海裡的細小聲音提醒道,海因斯不會再出現了,你只能靠自己。
  
  也許他在熱那亞,萊昂和那個聲音爭辯道,不能太早下結論。
  
  蠢小子,那個聽起來很像母親的聲音嘆息道。
  
  ——
  
  普利斯科特已經十五分鐘沒有說過話了。
  
  這十五分鐘是從電報送進來之後算起的,一張普通的紙片,攥在秘書手裡,像只逃不掉的幼鳥。“鞭子”看完之後劃了根火柴把它點著,繼而用燃燒的紙片點燃了香煙,大概是為了增加戲劇性,普利斯科特熱愛戲劇性。辦公室沒有窗戶,通風管嗡嗡作響,空氣聞起來像陳舊的馬尼拉紙文件袋。桌子上擺了四部電話,傳言說其中一部直通蘭利,領事想知道是哪一部。他在座位裡挪動了一下,掏出皺巴巴的手帕擦了擦額頭。
  
  “不舒服嗎,薩姆?”
  
  “不是。”
  
  “你一直。”區域調度員做了一個擦拭額頭的動作。
  
  “只是個習慣動作。”
  
  “是什麼導致了這個習慣?”
  
  “不知道,活躍的新陳代謝,我猜。”
  
  “壓力,”普利斯科特用拿著煙的手點了一下桌子,像是要把這個單詞釘到上面,“外交官和賭徒的區別只在於賭注,你們要價更高,而且要靠無線電來告訴你輪盤轉出了什麼顏色和數字。”
  
  “這我可不太確定,米切爾。”
  
  普利斯科特又不說話了,專心致志地抽著煙。領事思忖著自己為什麼坐在這裡,為什麼還不能回斯特拉斯堡。每次他踏出大使館分配的臨時寓所,總會有假殷勤的“助理”用種種理由請他回去,假如領事堅持外出,那麼“助理”會很樂意全程陪同。領事不能確定這群小豺狗聽的是誰的指令,中情局還是大使館的,恐怕沒什麼區別。
  
  “鞭子”摁熄了煙頭。“土耳其那邊有些有趣的消息,薩姆,一家藏污納垢的小旅館發生了沒有受害者的槍擊案,你得注意,在這種旅館裡,槍擊不是最令人震驚的,沒有屍體這個事實才是。一般而言我們不會留意到這種小爭執,但鑑於我們正在'打獵',當地聯絡處還是派人盤問了門房,你能想像他們發現了什麼嗎?”
  
  不,領事溫順地回答,他不能想像。
  
  “他們接待過一位麥卡倫先生,還有他年輕的侄子。”
  
  領事又想用手帕擦臉,但這次他忍住了。
  
  “你已經猜到了,傳出槍聲的自然是麥卡倫先生的客房,我接著得問合理的問題,不是嗎,'克里斯滕在哪裡','見鬼的海因斯在哪裡',還有最重要的,'他媽的鑰匙在哪裡',完全合理的問題,不是嗎?'我不知道,長官',我的探員們翻來覆去只會說這一句話,'我不知道,長官' ,我還不如養一籠鸚鵡。”他又點了一支煙,站起來,開始在房間裡踱步,領事的視線緊跟著他,就像人們本能地盯緊一條眼鏡蛇那樣,“'我給你們想了一個新辦法',我告訴他們,'既然你們自己嗅不出獵物,那就跟在克格勃屁股後面跑,從今天開始,盯著索科洛夫,七天二十四小時,電話記錄,照片記錄,一整套流程,直到他把你們引到海因斯和克里斯滕那裡'。”
  
  領事舔了舔嘴唇,它們在經過過濾的干燥空氣中皸裂,“然後?”
  
  “然後我們讓索科洛夫消失,把我們的男孩帶回來。”
  
  “這也許不是個好主意,他畢竟是蘇聯使館僱員,這會引起——”
  
  “這不是你該擔心的部分,薩姆,我們有不下五十種方法把謀殺佈置成意外,相信我,這是我們的眾多特長之一。”他忽然靠近了領事,後者下意識地後仰,試圖拉開距離,“要是你一開始就把這件事交給大人們處理,你今天就能舒舒服服地待在斯特拉斯堡,消磨你平庸的外交生涯。我之所以把這一切告訴你,是因為你在這件事結束之前都不能離開巴黎,我會盯緊你的。”
  
  你沒有這個權力,領事想這麼抗議,但就像以往許多次一樣,不敢開口。
  
  13.
  伊斯坦布爾的子午線酒店,在十年前要是自稱本地最佳,不會收到任何異議。經理賭咒發誓他們接待過你能想像到的所有政要,而且他們都對頂樓客房贊不絕口。在三次易手和一次翻修之後,今天的子午線酒店看上去依然令人愉悅,不過這是一種類似舊毯子的愉悅,那些習慣它的人不願捨棄,另外一些人不願意多看它一眼。這種酒店——以及它那顯出疲態的龐大舞廳,式樣陳舊的吊燈和灰暗的天頂畫——不管是開在盧旺達、貝魯特、布拉格還是伊斯坦布爾,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情報機構的附生物聚集在大堂酒吧里,就像冬日的鳥兒聚集在電線上,披著鮮豔的羽毛:外國通訊記者,貿易特使,還有其他拗口的頭銜。
  
  門童是新來的,第一次見識酒店舉行宴會的盛況,但為了不被資歷更深的同事嘲笑,他假裝毫不在意,甚至有些厭倦,彷彿已經見三十種比這隆重得多的排場。再過四個小時,警察前來盤問的時候,門童會扭著雙手,小聲說他真的不知道嫌犯是什麼時候進來的,來往的人太多了,先生,您總不能指望我記住每一張臉吧。他說的是實話,這一整晚,他只是勤懇地做著本職工作,開關車門,搬運賓客的行李,撿起不慎落在地上的鑰匙、唇膏、玩偶和襟花。
  
  公平而論,子午線酒店裡沒有一個人留意到嫌疑犯是什麼時候進來的,即使留意到了,也沒有多想。像這樣繁忙的夜晚,酒店時常僱傭按小時計薪的臨時員工過來頂班,許多不該開的門都開著,以便讓菜餚和飲品更迅速地流轉。警察很快得出結論,嫌犯是從洗衣房進來的,他們在那裡找到了被打昏的洗衣工,一套西裝不翼而飛,這套西裝屬於住在八樓的一位奧地利眼科醫生,但相比起今晚被盜的其他財物,這套衣服算不上什麼。警察自然而然地繼續推斷,這位把贓物穿到身上的嫌犯大約在九點到九點半之間混入宴會之中,那時候議長冗長的演說剛剛結束,香檳像水一樣流淌,社交動物們開始互相嗅聞。十點左右,經理往警察局打了第一個焦慮的電話,不到五分鐘之後打了第二個。至少九位沮喪的賓客要求警察“用最快速度”找回他們丟失的錢包和珠寶,否則就要找這個或那個政府要員,讓官僚主義的怒火降臨在警察頭上了。他們都承認和一位陌生的銀行家談過話,沒有察覺異常,至少當時沒有。
  
  這位銀行家,焦頭爛額的警官詢問,他有名字嗎?
  
  六個受害人說不記得,另外三個說,亞歷克斯。
  
  幾輪令人疲憊的盤問下來,警察勉強湊到了一把碎片,這位亞歷克斯,沒有姓氏,很可能是瑞士人,深色頭髮,應該是棕色或者黑色,如果仔細回憶的話,也可能是非常暗的金色。身高分別是“不記得”、“不清楚”和“大概比我高一些”。綠色眼睛,這是賓客們能夠達成共識的一點。他說的是一種帶有法語口音的德語,又或者是帶有德國口音的俄語,不,警官,他不會說土耳其語。
  
  這樣的一個人,警察們繼續盤問門童,你見過嗎?
  
  安拉在上,門童坐直了些,把汗淋淋的手心搓在一起,他確實見過這個人,這位亞歷克斯從旋轉門裡出來時,門童以為他是個需要新鮮空氣的賓客,於是上前問他是不是要找子午線酒店著名的花園,如果是的話,前面左轉,從小路過去。但亞歷克斯搖搖頭,把停車票遞給他,請他把車開過來。
  
  你相信他了?警察不耐煩地追問,沒有想過一秒這張停車票可能是偷來的?
  
  當然不,門童提高了聲音,一種突如其來的怒火讓他耳朵發燙,我們怎麼敢質疑一個住客,尤其是當他還穿著昂貴西裝的時候?
  
  無論如何,損害已經造成了,議長心愛的座駕就這樣被可鄙的小偷在所有人眼皮底下開走了。酒店猶如被踢翻的蜂窩,經理一臉凝重,在參加一個想像中的葬禮,死者是他自己的職業生涯。酒店的實際持股人也被從床上吵起來,匆匆趕到,四處撲滅晚宴賓客們間歇噴發的怒火。門童午夜之後才回到他的崗位上,挺直背,肅立在子午線酒店的旋轉門旁,守著它最後的尊嚴。
  
  ——
  
  差不多就在第一批警察到達子午線酒店的時候,亞歷克斯,又或者用他更喜歡的名字,海因斯,把偷來的捷豹停到一座烏燈黑火的猶太教堂後面。
  
  這是加拉太區一個暮氣沉沉的小角落,被打碎的街燈沒有及時維修,留下許多深坑般的陰影。土耳其的猶太人口早在四十年前就開始緩慢而穩定地流失,這些涓流在戰後變成了洪水,湧入新生的以色列,街上這些大門緊鎖的空房子就是潮水退去之後遺留下來的浮木和貝殼。海因斯拉開儀表板旁邊的小置物箱,裡面有一雙手套、一個手電筒和幾顆薄荷糖。他下了車,打開行李箱,藉著電筒的光線尋找工具袋。
  
  他選了一輛停在教堂後門欄杆旁邊的紅色小車,它看起來已經很久沒有移動過了,一個前輪漏了氣,車窗上的灰塵被雨水多次沖刷,又多次重新聚集,呈現出一種層疊的紋路。他拆掉車牌,換到捷豹上,他真的該偷一輛沒那麼顯眼的,不過這種拙劣的障眼法應該足夠對付伊斯坦布爾警察。他思忖著如果父親看到他此刻在做什麼,會有什麼感想。父親想要的是政客,得到的卻是一個平庸的外交官和業餘偷車賊。海因斯回到車裡,解開領結,就這麼坐了一會。他現在有權退出遊戲了,往西北去,消失在動盪不安的捷克斯諾伐克,換一個名字,再沒有國務院、中情局和安東·索科洛夫。
  
  他允許自己在這畫面裡沉浸了幾秒,然後發動了汽車。他和熱那亞之間還隔著超過一千七百公里的山地、平原和狹長海洋。
  
  ——
  
  在負責監視的兩個日班探員看來,這個蘇聯領館僱員也許是有史以來最無趣的目標,甚至超過了他們去年夏天在安卡拉盯梢過的社會學教授。AA 索科洛夫,檔案上這麼寫,受僱於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再往下幾行,跳過毫無用處的外交通訊錄摘抄,還有人用綠色墨水裝模作樣地標註了一句極度危險。
  
  然而索科洛夫看上去並沒有什麼“極度危險”的地方,以這兩位探員的經驗看來,“極度危險”的目標們往往平凡無奇,彷彿這是他們天生的偽裝。兩位探員都同意,索科洛夫看起來比照片要憔悴得多,這檔案想必很久沒有更新過了。他的生活如此規律,就像在跟踪一個鐘擺:六點半從公寓裡出來,不論晴雨都穿著滿是摺痕的舊風衣,從不打傘。六點四十五到五十之間到達領事館,和門衛打招呼,消失,直到下午六點半才會重新出現,返回公寓。探員們的小貨車停在街角,車門和貨廂都漆著土耳其郵政的標記,每隔一小時移動一次,緩緩繞著領館轉出一道不怎麼規整的圓形軌跡。晚上會有另一輛車來接班,屏息靜氣地縮在路邊的陰影裡,像某種長有復眼的昆蟲,盯著那個掛著棕色窗簾的窗戶。
  
  只有三次例外,第一次是參加大使館舉辦的小型交響樂會,探員們緊跟著他,在安卡拉待了兩天,沒有發現什麼異常,索科洛夫對音樂會的態度和其他外交人員一樣,既不顯得厭倦,也不顯得過分感興趣;第二次是煙館,其中一個探員換下了郵遞員肥大的外套,穿上油漬斑斑的工裝褲和襯衫,跟了進去,像任何一個好穆斯林那樣點了蘋果汁。他和索科洛夫之間只隔了兩張椅子,假如有接頭人出現,探員也能看清楚這個人的長相,然而索科洛夫只是買了一杯伏特加,和酒保說了兩句無關緊要的話,把酒喝完,離開了這個煙霧瀰漫的史前洞穴。第三次是港口,日班探員們看著他走進海關辦公室,十分鐘不到就出來了,徑直返回領事館,他們盡職盡責地拍了些照片,與其說發現了什麼線索,還不如說是為了向普利斯科特交差。
  
  事態急劇惡化的那天和別的日子沒有什麼不同,至少一開始的時候是這樣的,日班探員像以往一樣把郵政小貨車開到索科洛夫的公寓對面,夜班探員的車還在原處,一動不動,這不太對勁,他們理應立即離開。兩位日班探員對視了一眼,決定再等兩分鐘。
  
  十分鐘過去了,索科洛夫並沒有如常從公寓裡出現,車也依然僵在原處。日班探員們下了車,小心翼翼地接近那輛小小的阿爾法羅密歐。
  
  車裡空無一人,方向盤和皮座椅上沾著血跡,擋泥板和人行道上也有。兩個探員像西班牙水獵犬一樣循著血跡找去,在小巷裡發現了他們不幸的同僚,兩個都昏迷不醒,雙手綁在背後。
  
  沒有人想回憶接下來的混亂,本地中情局聯絡站的負責人被叫來了,一封加密電報也送到大使手裡,打電話給警察局裡的朋友,那個朋友再打給另外一些朋友,這些朋友再打給海關里的朋友,又被轉接給機場的朋友。詢問從昨日凌晨到今早六點之間所有出港航班,詢問可能的目擊者,詢問不耐煩的塔台調度員。
  
  “一架註冊在波蘭的飛機,”調度員的回答混雜著電流噪聲,“凌晨兩點起飛,只有一個乘客。”
  
  “目的地?”探員們追問。
  
  “熱那亞。”
  
  “意大利的熱那亞?”一個探員反問,幾乎喊叫起來,好像暗自希望土耳其境內偷偷藏著一個熱那亞似的。
  
  “當然是意大利的熱那亞,先生。”
  
  探員們掛上電話,開始激烈爭辯誰應該去面對普利斯科特的怒火。
  
  14.
  派翠西亞號緩緩靠近熱那亞的圓形港口。
  
  先出現的是山丘,在一月份裡,它顯現出一種冷漠的棕褐色。假如這是個沒有風的晴天,人們能看見煙從隱藏在枯樹里的房屋裡裊裊升起,裝點乾燥無雲的天空,但今天不是這樣的日子。今天潮濕而晦暗,深冬的灰色雲層懸垂在海面上,像濕透的舞台幕布。接著出現的是防波堤,從這裡開始,水手們已經可以聞到海港的氣味,垃圾,人群,濕木頭,淤泥和洩漏的柴油。當派翠西亞號放下船錨的時候,殘餘的日光徹底消失了,熱那亞顯露出她深淺不一的陰影,被海風吹得發黑的建築外立面,乞丐和妓`女,目光呆滯的搬運工。沒有人留意從貨船上下來的年輕人。
  
  “美國人。”關員瞥了他一眼,粗短泛紅的手指一頁頁地翻著護照。
  
  萊昂不確定這是問句還是陳述句,於是露出他能力範圍內最殷勤的笑容,點了點頭。關員用意大利語問了句什麼,衝萊昂的黑色帆布包揚了揚下巴,美國人四處張望了一下,才把目光轉到上述帆布包上,“抱歉,我不會意大利語。”
  
  關員轉過頭,衝身後的辦公室喊叫了一句什麼,也許是個名字,裡面有人大聲回答,每個單詞都像一顆飛濺的碎石。胖墩墩的海關官員轉了回來,換上了一種黏稠的英語,“這是全部行李?”
  
  “是的。”外套應該剛好能遮住槍柄,萊昂祈禱它能。
  
  “打開。”關員甩出一個詞,雙手做了個拉扯的動作。
  
  萊昂打開布包,按照關員的指示一一取出裡面的物件,錢包,揉皺的票據,鉛筆,線圈便箋本,一條捲起來的圍巾,一個沒有裝飾的小木盒。關員伸手拿起木盒,晃了晃,它發出喀嗒喀嗒的聲音。
  
  “別碰它。”萊昂脫口而出。
  
  關員瞇起眼睛,額頭堆起層層皺褶,“為什麼,霍普先生?”
  
  “這是,”他結巴起來,於是清了清喉嚨,“我不想看見它。這是我祖母的訂婚戒指,兩年前我把它送給我的未婚妻,一個在克里特島出生的姑娘,先生,我是個外國通訊記者,經常旅行,過於經常了,在她看來。”他停頓了一下,觀察著關員的臉色,“一個月前她把戒指還給我了。我不想再看到它,我還沒準備好。”
  
  “為什麼來熱那亞?”
  
  “我不知道,我只想離開希臘,選了最早開出的一班船。”
  
  對方的臉色柔和下來,“她叫什麼名字?”
  
  萊昂一把抓住跳進腦海的第一個名字,“安娜。”
  
  再沒有比這更痛苦的事了,關員摸了摸心口,表示同意。他年輕的時候愛上一個那不勒斯姑娘,願意把心和眼睛一起挖出來送給她。當地會計師的小女兒,世界上最迷人的姑娘,非常虔誠,每年聖誕節在施粥棚做義工,唯一的問題是她和一個推銷員結婚了。關員把木盒還給他,“你可以走了,霍普先生。”
  
  萊昂用上了所有的意志力才沒有撒腿狂奔。
  
  廣場靜默而空曠,噴泉排乾了水,只剩一堆灰暗的花崗岩,池底堆著風乾的泥和被風刮來的落葉。“麥卡倫先生以前來過熱那亞嗎?”他問過船長,那時候貨船離港口只剩一天航程。
  
  “兩三次。”
  
  “他提到過熱那亞的朋友嗎?”萊昂追問,跟著他走進引擎室。
  
  “麥卡倫不談論自己。”船長潦草地在一本缺了封面的筆記上寫著什麼,當他不耐煩的時候,口音就特別模糊,“不過他每次都會去同一家酒吧,跟他去過一次,每個人都在打桌球,我不喜歡桌球。”
  
  “酒吧叫什麼名字?”
  
  叫“船錨和獵狗”,關著門,掛在把手上的木牌宣布這家愛爾蘭酒吧晚上十點才開始營業。萊昂坐在噴泉冰冷的石頭基座上,抱緊了帆布袋。一群醉鬼拐過街角,腳步踉蹌,聲嘶力竭地唱著歌。
  
  他就是這個時候留意到另一個人的,在一家打烊的餐廳前面,幾乎和門洞的陰影融在一起。萊昂一開始以為那是個孩子,當那人站起來的時候,這個錯覺就消失了。他矮而消瘦,似乎營養不良,樹枝般的四肢給人一種昆蟲的印象。他攥著一頂絨線帽,察覺到萊昂的目光之後,陌生人把帽子套到頭髮稀疏的腦袋上,走開了,雙手插在褲袋裡。
  
  萊昂快步離開了廣場——這地方忽然變成了一個危機四伏的狩獵場——鑽進狹窄的小巷裡,時不時回頭看一眼空蕩蕩的街道。沒有人跟上來,他繼續往前跑了一會才停下,靠在石牆上喘氣。
  
  微弱的小提琴聲,來自遠處一扇打開的窗戶。一隻狗吠叫起來,兩個人在悄聲交談,聽不出來自什麼地方,聲音在石牆之間迴盪,一個女人在笑,門砰然關上。腳步聲,逐漸靠近。
  
  萊昂看著一個影子走到路燈下。
  
  他在貝爾格萊德見過這個人,同樣的風衣,同樣的黑色手套。萊昂下意識地轉身逃跑,但那個戴著絨線帽的矮個子悄無聲息地出現,擋住了他的去路。
  
  “你非常難找,克里斯滕先生。”蘇聯人說,用的是一種棱角分明的英語,萊昂能看見他手里金屬槍管的微弱反光,“我相信我們還沒有互相介紹過,我叫索科洛夫。”
  
  發報員想起了武器,但索科洛夫比他快得多,槍柄重重地砸中了他的腦袋,萊昂在摔倒之前就已經昏過去了。
  
  ——
  
  天亮之後不久,一輛濺滿泥點的黑色汽車在“船錨與獵狗”酒吧前停下。
  
  酒吧的主人,一位亞瑟·格里夫斯先生——五十二歲,整個腦袋只有耳朵旁邊還有些稀疏的白髮——在二樓窗戶旁看著這輛汽車。司機沒有走向大門,而是繞了路,按響了側門的門鈴。格里夫斯鬆手讓窗簾落回原處,看著圍在電話旁邊的兩個探員。
  
  “是海因斯。”
  
  “誰是海因斯?”年輕一些的那個問。
  
  “下去開門。”年長的那個簡潔地說。
  
  他沒有闡明誰該下去開門,年輕的探員和格里夫斯面面相覷了一會,後者先動身了。木樓梯在他的室內軟拖鞋下嘎吱作響,廚房還殘留著烤肉和發酵麥芽的氣味,格里夫斯撥開兩個插銷,拉開了門。不速之客沖他露出笑容,看起來已經好幾天沒刮鬍子了。
  
  “早上好,亞瑟。”
  
  酒吧老闆側過身讓他進來,重新鎖上門,把插銷推回原處。“並不是說我不樂意見到你,”他開口,“但如果我沒記錯的話,'鞭子'把你——”
  
  “是的。”海因斯脫掉外套,搭在手臂上,大步穿過廚房,“有人在樓上嗎?”
  
  格里夫斯匆匆跟上,拖鞋在瓷磚上打滑,“兩個從羅馬來的蠢貨,凌晨到的,普利斯科特的人,不是使館的。”
  
  “我需要你幫忙,我在找一個男孩。”
  
  “他們也是。”
  
  “看在上帝份上。”
  
  “還有一個克格勃,我們在伊斯坦布爾的人把他跟丟了。”
  
  海因斯猛地停下腳步,木樓梯嘰嘎一響,格里夫斯差點撞上他,“一個克格勃?”
  
  “差點把負責監視的特工打死,我聽說,搶先一步到這裡來了,只比樓上那兩個早幾個小時。那個男孩比他們都早,十三個小時前過了海關。普利斯科特在和意大利人跳探戈,一團糟,SID非常不高興。而你,”格里夫斯喘了口氣,“你是怎麼回事?我聽過三十個版本的流言,有人說你回來了,另外一些說你叛變了。”
  
  “我們以後再談這個,亞瑟。”
  
  海因斯跨過最後幾級樓梯,推開門,兩個探員都站了起來,年長的那個抬起手又放下來,似乎想去摸槍,半途又改變了主意。“把你們知道的都告訴我。”海因斯開口。
  
  年輕的探員本能地對指令作出反應,“有些初步的線索指出克里斯滕可能在蘇聯人手裡,波恩站截獲了一些電報,還在破譯,不過莫斯科——”
  
  “閉嘴。”他年長的同僚打斷了他,年輕人瑟縮了一下,低頭看著自己的鞋子,“這是我們的案子。我相信海因斯需要趕回伊斯坦布爾,做他的本職工作,而不是把手伸到別人的任務裡。”
  
  “你連自己的手指在哪裡都找不到,韋斯,更別提找一個人了。”海因斯轉向格里夫斯,後者仍然站在門口,像只猶豫不決的土拔鼠, “'教授'還活著嗎?那個碼頭流浪漢?”
  
  “是的,上星期來這裡討要了一個鰹魚三文治。”
  
  “去和他談談,多給他幾個里拉,讓他留意我們的男孩。至於你,”海因斯指了指年輕的探員,後者站直了些,“盯著飛機和火車,尤其是那些去法國和德國的,先往西再往東,索科洛夫的路線常常是這樣。”
  
  韋斯抓住他的手肘,“你不能在這裡發號施令。”
  
  “你可以打電話向普利斯科特抱怨,叫他多派幾隻小狗來把我趕走。”海因斯掙脫了他的手,“在此之前,這裡我說了算。”
  
  15.
  那是個很小的房間,滯悶,有一種潮濕的礦物氣味。窗戶用磚頭封死了,又或者這是個地下室,本來就沒有窗戶,萊昂不知道哪個可能性更糟糕一些。他的手被銬在背後,疼痛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現在已經麻木了,頭上被槍柄砸過的地方還是隱隱作痛。唯一的光源是一盞燈,正對著萊昂的臉。當審訊者說話的時候,那聲音彷彿來自眩目的光線中央。
  
  “你希望我把手銬解開嗎?”
  
  還是那種棱角分明的口音,彷彿每個輔音都用剃刀削尖了,問得很仔細,甚至有些擔憂,萊昂幾乎要相信他真的關心自己的意見。為了躲開刺眼的燈光,萊昂只能盯著地面。陰影移動起來,他與其說看到,不如說是感覺到索科洛夫繞到背後,打開了手銬。他下意識地抬手擋住燈光,但仍然什麼也看不清,椅子嘎吱一響,審訊者坐下了。
  
  “在斯特拉斯堡領事館工作多久了,克里斯滕先生?”
  
  萊昂吞嚥了一下,喉嚨幹得像砂紙。他從來沒有接受過反審訊訓練,國務院只給他提供了兩個星期的語言浸入課程,有趣的措辭,“浸入”,像是給流水線上的半成品噴漆,再打包送走。“三年。”他小聲回答,放下手,揉著手腕上的勒痕,燈光毫不退讓地聚焦在他臉上,一隻嚴厲的獨眼。
  
  “不短的時間。”
  
  “我猜是的。”
  
  “你為中情局工作的時間也差不多嗎?”
  
  萊昂抬起頭,想看看審訊人的臉,但面前只有白光和黑暗,“我從來不是中情局僱員。”
  
  “克里斯滕先生,”索科洛夫的聲音往下降了一個音階,像是在責備一隻屢教不改、堅持在地毯上撒尿的狗,“鑰匙已經回到我們手上,你再沒有什麼任務需要顧慮了,不如為你和我都節約一點時間。”
  
  “我沒法告訴你我不知道的東西。”
  
  “你在貝爾格萊德接應'烏鴉',然後帶著鑰匙到土耳其和已知的中情局特工接頭,再逃到這裡,現在你想說服我你只是一個發報員。普利斯科特的人通常不會把故事編得這麼糟糕,普利斯科特是你的招募人,對嗎?”
  
  “從沒聽過這個名字。我只是,”他的喉嚨像是被石子堵住了,萊昂咳嗽了一下,“我只是按領事的指令做。”
  
  “哪一個領事?”
  
  “斯特拉斯堡的領事。”
  
  “關於我們在西歐的情報網,中情局知道了多少?”
  
  “我發誓我不知道,我只是個發報員。”
  
  “我也只是個簽證處助理,從檔案上看的話。”停頓,火光一閃,萊昂聞到煙草的氣味,“你抽煙嗎,克里斯滕?”
  
  “不。”
  
  “聰明的決定。”
  
  中場休息,索科洛夫轉而問起了康涅狄格,想知道那是不是一個氣候溫和的好地方,然後又問他是否喜歡斯特拉斯堡,以及它的陰鬱天氣和木板筋房。萊昂盡可能簡短地答話,越發不安,想不明白審訊的節奏。
  
  “為什麼是熱那亞,為什麼不是其他地方?”他最後問道,更像是自言自語,而不是訊問,“海因斯的決定,還是你的決定?”
  
  “他的。”
  
  “你們的計劃是什麼?”
  
  他的手開始發抖,萊昂把手交握在一起,試圖制止這種顫抖。他的大腦費勁地運轉著,給他展示一系列可怕的景象:海因斯的屍體,隨後是他自己的屍體,倒在某棟舊房子的地下室裡,額頭有一個彈孔。“他死了,不是嗎?你殺了他?”
  
  長久的沉默,萊昂盯著黑暗中那點火光,直到它落在地上,被鞋跟碾滅。“回答問題,克里斯滕先生,你們原本的計劃是什麼?借道法國,把鑰匙送到軍情六處的表兄弟手上,我想。別不作聲,我沒有興趣把一條小魚帶回莫斯科,把你知道的告訴我,我把你放回水里,簡單的交易。”
  
  “我不——”
  
  他挨了一拳,血腥味在嘴裡炸開,震驚和疼痛一樣尖銳;第二拳打在胃部,萊昂彎下腰,發不出聲音。索科洛夫抓住他的衣領,把他從椅子上拽了起來,幾乎雙腳離地。“你有一個小時可以考慮我的提議,克里斯滕先生,我希望等我回來的時候,你已經準備好提供一些有用的答案了。”
  
  蘇聯人鬆了手,萊昂滑到地上,蜷縮起來。燈熄滅了,門打開又關上,把他留在凝滯的黑暗裡。
  
  ——
  
  海因斯推開門。
  
  熱那亞已經徹底醒來了,販賣甜食的推車、賣唱者和乞丐佔據了廣場上慣常的位置。霧氣散去了,如果角度合適,能從建築物的縫隙裡看見港口林立的桅杆和船帆。格里夫斯跟在後面出來了,提著野餐籃,軟拖鞋換成了一雙深棕色的麂皮鞋。
  
  如果有人恰好留意到他們,多半會認為這兩位先生是去海釣的。這畢竟是個晴朗無雲的日子,風浪有些,但並不足以構成問題。他們沿著坡度和緩的窄巷走向碼頭,一個有趣的組合,一個高而瘦削,看上去像只脾氣不好的魚鷹;另一個圓胖壯實,所剩不多的白髮像棉絮一樣裝飾著耳朵。就海因斯記憶所及,這位偏愛彩色毛線背心的愛爾蘭人一直都是意大利諜報網的一部分,六三年到六七年在羅馬,六八年搬到這個西北港口城市,再沒有離開。
  
  “要是手頭沒錢,'教授'會待在碼頭上,能曬到太陽的地方。只要有點零錢,他會在'三角帆'咖啡廳裡躲著,'避風',他是這麼說的,'我的腿疼得厲害',只要有人聽,他會沒完沒了地——哦,好極了,看,他在碼頭上,這可憐人最近恐怕運氣不好。”
  
  流浪漢看著他們靠近,假如他有什麼表情的話,都藏在蓬亂糾結的鬍子和頭髮下面了。格里夫斯在他旁邊坐下,打開野餐籃,逐一取出威士忌、乳酪、蘋果、麵包捲和裹在錫紙裡的火腿。“教授”大笑起來,聽著像興奮的狗吠,伸手拿起酒瓶,塞進鼓鼓囊囊的大衣裡,對格里夫斯說了什麼。
  
  “至少我們知道烈酒讓他高興。”海因斯說。
  
  “他問我們是不是又在找人。”
  
  “跟他說說我們的男孩。”
  
  流浪漢指了指自己的腦袋,飛快地說著話,伴著誇張的手勢,格里夫斯時不時回答一句si,催促他說下去。海因斯倚在路燈燈柱上,等這場雪崩般的獨白結束。
  
  “他說他從不忘記一張臉,好記憶是他的謀生手段,”格里夫斯開始翻譯,“這個叫克里斯滕的男孩,他見過照片,大概兩三天前,有人像我們一樣在找他,很大方,承諾給他五十里拉,一個他不認識的波蘭人,但他大概知道這個人為誰工作。”
  
  “誰?”
  
  格里夫斯猶豫了一下,“他想先要五十里拉。”
  
  海因斯點點頭,酒吧老闆摸出幾張鈔票,看著它們消失在流浪漢臟兮兮的大衣裡。“教授”撕開錫紙,把火腿塞進嘴裡,說了一個名字。
  
  “伊戈·卡扎斯基,”格里夫斯把這個名字重複了一遍,“一隻碼頭老鼠,矮個子,總是戴著絨線帽。他說他不知道伊戈住在哪裡,但我們可以問問救世軍商店的人,他妹妹在那里工作。”
  
  救世軍商店是個逼仄的洞穴,堆滿待售的捐贈物,看店的是個穿著救世軍制服的老太太,聽見卡扎斯基這個名字就皺起鼻子,像是聞到了死魚的氣味。“如果這又是因為賭債。”她開口。
  
  海因斯沖她微笑,向她保證這和賭債無關,聲稱自己是個從布魯塞爾來的人權律師,為一個慈善項目工作,正在為戰爭受害者們尋找失散的家人,卡扎斯基先生和他的妹妹很可能有一個在華沙的叔叔,他十分需要和他們談一談。
  
  “但是這不可能,”店員驚訝地挑起眉毛,“卡扎斯基一家是從烏克蘭來的。”
  
  您當然是對的,海因斯溫和地讓步了,儘管如此,他還是想見一見卡扎斯基先生,以便徹底排除這個可能性,畢竟這關係到一大筆遺產。
  
  半小時之後他們站在了一棟破舊的公寓外面,門前扔著幾個長滿雜草的花盆,一輛生鏽的單車靠在牆邊,前輪已經不見了。掛鎖形同虛設,海因斯踢開了門,走進昏暗的起居室。
  
  “現在我們要做什麼?”格里夫斯的聲音從背後傳來,緊接著是響亮的哐啷一聲,他碰翻了垃圾桶。
  
  一張孤零零的沙發擺在吊燈下面,茶几上堆著空啤酒罐和捏扁的煙盒。“現在,亞瑟,”海因斯挪開裝著毛線和棒針的籃子,在沙發上坐下來,“我們等著。”
  
  ——
  
  外面很安靜,彷彿也在屏息等待。偶爾出現的腳步聲也匆匆忙忙,急於離開。從落滿灰塵的窗戶透進來的光線逐漸傾斜,拉長了影子。在黑暗之中,舊房子的各種聲響變得異常明顯,木板的嘎吱,老鼠磨牙的聲音,水管在磚牆裡的輕微顫動。
  
  遠處有人在哼歌,完全走調了,聽不出來是什麼。門鎖咔嗒一響,沒上油的鉸鏈摩擦出乾澀的聲音。站在門口的影子如此瘦小,像個發育不良的孩子。伊戈·卡扎斯基打開了燈,愣住半秒,轉身逃跑。格里夫斯伸腿把他絆倒,海因斯抓住他的手臂,扭到背後。膝蓋壓著他的后腰。
  
  “幸會,”他用俄語說,“卡扎斯基先生,我需要問你幾個問題,關於你的克格勃雇主。”
  
  小個子掙扎著,臉漲得通紅,灰色絨線帽落到一邊,“你們是誰?”
  
  “遊客。”海因斯回答,“我知道你在為索科洛夫工作。”
  
  “沒聽說過這人。”
  
  海因斯用力一擰他的手腕,小個子尖叫起來,“想清楚一些,卡扎斯基先生。”
  
  “我只是收了錢!”卡扎斯基叫道,聲音發顫,“讓賭場守門人轉交給我的,一百二十里拉,我敢肯定那條臟狗私吞了至少一百里拉,條件是我和我的小扒手們盯緊碼頭,幫他們抓一個美國人。”
  
  “'他們'是誰?”
  
  “蘇聯人!見鬼。”
  
  “索科洛夫在哪裡?”
  
  一家倒閉已久的地中海餐廳,那裡有個酒窖,他們把美國人關在酒窖裡,其餘的他都不知道了,審訊不合他的胃口,而且現在也沒什麼可以做的了。瘦弱的烏克蘭人半邊臉被壓在地板上,像魚一樣張合著嘴,“蘇聯人今晚離開熱那亞,飛機還有一小時就起飛了。”
  
  16.
  總共有三組審訊官,萊昂得出結論,索科洛夫每次都是一個人來的,其餘的都是兩兩組合,頻繁地更換搭檔,讓他記不清上一次來的是誰。他們重複一模一樣的問題,得不到答案之後就離開。萊昂沿著牆壁摸索,從房間的這一頭走到另一頭,再走回來,純粹是為了避免在黑暗中發瘋。椅子是固定的,不管他怎麼拉拽都一動不動。門這一邊的把手被鑿掉了,鑰匙孔本該在的地方是一塊焊死的金屬。牆上嵌著某種木架子,萊昂摸到了被磨得光滑的凹痕,也許是用來存放葡萄酒的。一個地下室,他想,棒極了。
  
  他不知道時間,每次審訊的間隔越來越長,拷打更加頻繁,萊昂在這四面沉默的牆之間轉圈,手指擦過凹凸不平的磚牆,酒架光滑的木頭,一顆突出的釘子,冰冷的鐵門,然後又是磚塊。再後來他沒有站起來的力氣了,縮在牆角,舌頭輕輕頂著被打鬆的一顆臼齒。他想像著一輛車停在農場前,面無表情的秘書走下車來,帽子拿在手裡,很遺憾,克里斯滕太太,你的兒子去世了。他思忖著後勤處會選一個怎樣的理由,車禍,急病,劫案,滑雪意外,很可能是車禍,車禍能令人信服地解釋慘不忍睹的屍體。他繼續想像母親常去的那個會眾寥寥的衛理公會教堂,他們會在那裡哭泣和祈禱,對熱那亞一無所知。
  
  燈光在門再次打開的時候湧進來,異常明亮,猶如一場小型爆炸。萊昂緊閉著眼睛,扭頭躲避光源。兩雙手抓住了他,重新給他戴上手銬,押上一段樓梯。窗戶上釘著木板,他短暫地從縫隙裡瞥見了即將熄滅的夕陽,隨後眼睛就被蒙上了,布條綁得很緊,把他腫脹的左眼壓得生疼。兩個沉默寡言的監禁者把他推上車,門重重關上。
  
  他不知道車開了多久,也許是四十分鐘,也不知道往哪個方向。沒有人說過話,兩雙手自始至終攥緊他的手臂,好像他有辦法從高速移動的汽車裡逃跑似的。車裡有股清潔劑和腐肉混合的難聞氣味,好像有人不久前才把染血的座椅統統拆出來,使勁擦洗過一遍。輪胎碾上碎石,喀喀作響,他們拐了個彎,停了一會,有什麼人下了車,過了一會又回來了,繼續往前開。一下重重的顛簸,車子重新駛上平整的路面,停了下來,不再動了。車門打開,一雙手把他推了下去,帶鹹味的風迎面撲來,碼頭,萊昂想。
  
  隨後他聽見了噴氣式引擎低沉的轟鳴,沒有船能發出這種聲音。萊昂踉蹌了一下,差點摔倒,監禁者一左一右地把他架起來,往聲音傳來的方向走去。不,他意識到,這念頭像冰水一樣讓他渾身發冷,這是個機場。
  
  ——
  
  時針指著六點,但區域調度員那間沒有窗戶的辦公室里永遠是深夜。電話響了起來,左手邊第一個,領事起身準備出去,普利斯科特打了個手勢,讓他留在原處。
  
  “什麼飛機?”沉默地聽了許久之後,他問了第一個問題,直接把煙頭摁熄在木頭桌面上,“韋斯,讓他指揮這件事,雖然我不樂意這麼說,但海因斯比你在行。我會和意大利人談談,看看他們能做什麼。聽著,”他站了起來,電話線繃緊了,“別讓索科洛夫登上那架該死的飛機,哪怕把機場炸平。不要留活口,免得讓莫斯科拿糖果來把這只害蟲換回去——不,人質恐怕不是我們現在要關心的,只是個見鬼的發報員罷了。還有一件事,韋斯。”
  
  普利斯科特把聽筒夾在耳朵和肩膀之間,重新點了一支煙。
  
  “等這場鬧劇結束,逮捕海因斯,把他送到巴黎,不要耽誤,我會確保他在牢里關上幾年。別搞砸了。”
  
  他用力把聽筒砸回原處,深吸了一口煙,看了領事一眼,皺起眉,好像已經忘了有這麼個人坐在對面。“薩姆,薩姆,薩姆,”他像唱歌一樣哼著這個名字,撣落煙灰,又換上了那副溫和的、告解神父般的神色,“你和我會不會被發配到世界盡頭,就看今晚了。”
  
  ——
  
  日光正在迅速消失。
  
  酒吧的小貨車在碎石路上顛簸,駕駛室那一側的車門上畫著一隻睡在船錨旁邊的狗。這車平常是用來運送飲料和蔬果的,裝啤酒的塑料箱子還堆在貨廂裡,互相碰撞,砰砰作響。開車的是海因斯,年輕的探員坐在後排,瞪著前方,好像被什麼別人都看不見的東西嚇呆了。他年長的同僚在副駕駛座上擺弄槍支,把彈匣退出來,又退回去,不停地咔嗒作響。
  
  一排快要被灌木吞噬的圍欄出現在右側,上面掛著的警告牌在風吹日曬之下已經模糊不清,車向左拐了個彎,碎石路被鐵柵欄切斷了,一扇鐵門擋在他們和停機坪之間。“我們該聯絡機場,”年輕的探員說,“讓他們——”
  
  海因斯一腳把油門踩到底,碎石飛濺,小貨車的引擎發出憤怒的低鳴,撞向鐵門,金屬合頁斷裂開來,柵欄歪向一邊,門整扇倒了下來,砸在砂礫裡。一個後視鏡被撞掉了,貨車衝上了平整的柏油路,徑直駛向遠處的跑道。一架雙引擎客機匍匐在那裡,像只等待餵食的鴿子,舷梯還沒有收起來,荒蕪的草地上停著一輛吉普車,車燈開著,光線刺向逐漸聚攏的暮色。
  
  “五個目標,”韋斯說,“十一點位置三個,兩點鐘位置兩個。”
  
  我知道,海因斯想。第一顆子彈擦過車身,第二顆擊碎了擋風玻璃,碎片像帶倒刺的冰雹一樣灑落。更多人加入了派對,子彈擊打著金屬,發出沉悶的聲響。韋斯開槍還擊,又咒罵著躲了回來,縮在儀表板下面。貨車沒有減速,繼續向前衝,重重地從側面撞上了吉普,把它掀翻了。衝力掀開了貨車的前蓋,金屬像紙一樣起皺撕裂,海因斯踹開車門,一個穿著皮夾克的人拖著血肉模糊的右腿,爬向落在地上的槍,海因斯踩住他的手,往他腦後開了一槍。副駕駛座的門開著,韋斯不見踪跡,後座的車門卡住了,海因斯用力把它拽開,年輕的探員歪倒在那裡,額頭上有一個彈孔,座位上濺滿了血。
  
  該死,他轉身向飛機跑去。
  
  夕陽染紅了海水。陰影更深了,飛機只剩下輪廓,印在紙板一樣的天空上,有人在大聲喊叫,聲音淹沒在引擎低沉的轟鳴裡。流彈擊中了飛機引擎,進氣口的輪葉旋轉著,發出可怕的聲音,就像許多鋼齒互相咬嚙。他看見韋斯一瘸一拐地跑向舷梯,舉起槍,臉上露出勝利的神色,槍口對準了索科洛夫,海因斯看著他扣動了扳機。
  
  不,他想。
  
  然後突如其來的火光吞沒了一切。
  
  ——
  
  爆炸的氣浪把萊昂甩了出去,再摔到地上,他翻滾著,彷彿被捲進洪水,肋骨重重撞上柏油跑道,然後是肩膀和後腦。灼熱的碎片像雨一樣落下。他過了許久才意識到自己趴在地上,滿嘴都是血和灰燼的味道。手銬還扣在他的手腕上,萊昂爬起來,拉下蒙著眼睛的布條。
  
  火光照亮了滿地的殘骸,奇形怪狀的影子跳動著,像是活的一樣。左眼已經腫得睜不開了,他摸索著爬向不遠處的一具屍體,掰開他的手指,拿走了槍,拍打他身上的每一個口袋。鑰匙,感謝上帝,他的手抖得厲害,那枚小小的金屬物從他僵硬的手指間滑落,他恐慌地在滿地碎玻璃裡翻找,把它撿了回來,打開了手銬。遠處傳來尖厲的警報聲,救我,他想這麼說,卻發不出聲音。萊昂搖搖晃晃地站起來,向在濃煙中時隱時現的幾個人影走去。
  
  ——
  
  警報聲敲打著他本來就疼痛不已的神經。四五公尺開外,韋斯挪動了一下,發出呻吟聲,試圖爬起來。海因斯撿起一段焦黑扭曲的鋼條,對准他的頭砸了下去,探員發出一聲悶哼,趴在地上,不再動了。海因斯丟掉鋼條,擦掉流進眼睛裡的血,腳步不穩地走完了最後幾步,在安東旁邊跪下來。
  
  血在搖晃不定的火光裡看起來是像粘稠的黑色瀝青,子彈打在肩膀上,另一顆瞄準了頭部,但最終只是在耳邊撕開了一道深而長的創口。海因斯脫掉外套,撿了一塊邊緣鋒利的鐵片,割下布條,綁緊傷口。安東抓住了他的手腕,認出了他是誰,於是攥得更緊些,“康納。”
  
  “是我。”
  
  對方閉上眼睛,似乎短暫地迷失在痛楚裡。海因斯扶起他,讓他靠在自己身上,“你能走嗎?我得帶你離開這裡。”
  
  安東點點頭。
  
  “別動。”
  
  他們抬起頭,看向萊昂·克里斯滕。發報員走出陰影,槍口顫抖著,先對準了安東,然後瞄準了海因斯,“你不能放他走。”
  
  海因斯舉起手,掌心張開,像是要安撫一隻狂躁的動物,“克里斯滕,聽我說。”
  
  “他殺了'烏鴉',差點殺了我,”萊昂的聲音沙啞粗糙,聽起來不像他自己的,“我以為他還殺了你。”
  
  “放下槍。”
  
  “不。”
  
  “萊昂。”
  
  “他是你的任務,不是嗎?你要處決他,你應該處決他。”
  
  “我不能這麼做。”
  
  “為什麼?”
  
  海因斯只是看著他,沒有回答。警報聲仍然響個不停,現在他們都能看清楚迅速靠近的人影了。
  
  萊昂的喉嚨堵住了,他費勁地吞嚥了一下,“你是個叛徒。”
  
  “我不知道,也不關心我是什麼。”海因斯說,語氣和緩,彷彿對方是個易怒的幼童,“現在我只希望我的朋友活下去,你能明白嗎?”
  
  萊昂並不明白,他繼續舉著那把偷來的、血跡斑斑的武器,覺得自己像聚光燈下不知所措的丑角。海因斯把安東的手臂搭到自己肩上,兩人慢慢地穿過散落著碎片和屍體的跑道。殘餘的日光終於熄滅了,風轉了向,把煙迎面吹來,很快,除了血紅的火光和煙霧,萊昂什麼都看不清楚了。
  
  
  17 – Epilogue
  
  下雨了,刺骨地冷,河水和天空都泛出一種不透明的灰色,猶如被煙熏黑了的玻璃。一月快要過去了,但還是有些聖誕裝飾忘了拆下,被斯特拉斯堡冬天的冷雨和偶發的冰雹擊打得褪色了,無精打采地耷拉著。
  
  領事最不喜歡的就是雨天,但他抱著裝滿私人物品的紙箱離開領館時,雪粒開始混雜在小雨裡飄落,來送他的人只有副領事帕克一個,兩人在阿爾薩斯大街15號門口握了握手,說了些門面話。隨後那位落魄的外交官鑽進了車裡,最後一次駛往斯特拉斯堡火車站,從那裡,九點二十分發往東站的列車會把他送到巴黎,再然後就是華盛頓凶險的政治水域了。打字員和翻譯們後來回憶道,副領事撐著一把黑傘,在雨夾雪裡站了十五分鐘,才回到領館裡,讓所有人到一樓門廳裡來。新任領事六天后會到達斯特拉斯堡,他們必須做好準備。每個人都近乎虔敬地聽著,心裡明白不管頂樓辦公室坐的是誰,領事館的實際掌權人是不會變的。
  
  沒有人知道發報處的克里斯滕到哪裡去了,過了一段時間,除了發報處年輕的湯姆,也沒人記得這個名字了。
  
  ——
  
  訪客來的時候是四點過一刻,伊斯坦布爾最昏昏欲睡的時候。是狗先察覺到的,從帶流甦的軟墊上跳了起來,撓著門,汪汪地叫起來。有人在門外輕聲交談,然後門打開了,塔米婭把煙頭丟進了茶杯裡,它熄滅了,嗞的一聲。
  
  “我的小士兵!”她假裝驚訝地叫道,拍了拍訪客的臉,“你對自己的臉乾了什麼?”
  
  “攀岩,出了點小意外。”
  
  “我敢打賭是的。蘋果甜茶?”
  
  “不,謝謝,我不能留很久,有人在等著,他的耐心不是很好。”
  
  “總是在惹麻煩,是嗎,我親愛的?”
  
  “恐怕是的。”訪客重新把帽子戴上,“阿尼卡,好姑娘,我們該走了。”
  
  ——
  
  “這天氣,”區域調度員評論道,從河面上吹來的潮濕冷風拉扯著他的大衣,協和橋上幾乎空無一人,今天沒再下雨,但起霧了,“這就是我不喜歡歐洲的原因,雨太多,陰天太多,你明白的。你看起來很緊張,完全沒必要,我是普利斯科特,順帶一提,叫我米切爾就行,不怎麼喜歡等級制度。”
  
  不,萊昂說,他並不緊張。
  
  “我聽說了許多關於你的事,勇敢的年輕人,像隻野馬一樣跑了大半個歐洲,沒有人能把你放倒,原諒我這個比喻。你是個發報員,對嗎,在斯特拉斯堡領事館?”
  
  是的,萊昂盡職盡責地回答,三年。
  
  他們停在橋中間,河岸在凍霧裡隱現,這裡一抹磚石的灰色,那裡一抹枯樹的褐色。“我讀過你的報告,讀了三次,事實上,”普利斯科特露出微笑,那種特定的微笑,只屬於政客、推銷員和間諜,“你介意我問一些細節嗎?”
  
  萊昂不介意。
  
  “我不禁留意到你沒有把海因斯和索科洛夫的下落交代清楚。”
  
  記不清楚了,他重申,那時候他剛剛受過訊問拷打,一個飛機引擎還在離他不到十米的地方爆炸了,他差點連自己的名字都記不起來。
  
  “當然了。”普利斯科特說,仍然微笑著。
  
  他們看著河水,一艘船緩緩滑過,不是帶玻璃頂棚的遊船,是那種行將消失的平底木船,它順水漂進橋底的陰影裡,消失不見。他們繼續往前走,一輛車飛馳而過,濺起了水花。
  
  “自然,現在的問題是,”普利斯科特重新開口,沒有鋪墊,好像忽然從自己的思緒裡冒出頭來,“我們需要一隻新的烏鴉,不只是斯特拉斯堡,整個東歐。你有興趣為中情局工作嗎,克里斯滕先生?”
  
  
  
  全文完
  
  
  
  番外篇01 - L'île errante
  
  1.
  如果不是因為貓不見了,雅克是不會到這裡來的,這是半山腰上一片突出的平地,le balcon,大人們這麼稱呼它,“陽台”。越過參差不齊的邊緣就是陡然下降的山崖,覆蓋著零星的灌木和雪,向村子和狹窄的谷地延伸。村子和法屬阿爾卑斯山區的其他小村沒有什麼區別,矮小的房屋擠在一起,像是要互相取暖,即使在陽光和暖的時候也籠罩在沉沉暮色裡。
  
  在雅克看來,“陽台”是一塊荒蕪陰冷的泥地,一棟木屋孤單地立在中央,木頭因為常年風吹雨打而發黑,屋頂長了一層毯子般的苔蘚。沒有人住在這裡,理論上是這樣的,滑雪季節時木屋會租給登山客,但現在不是滑雪季節。雅克爬上一株歪斜的矮松樹,躲在茂密的針葉後面,打量著裊裊升起的煙和窗戶裡的燈光,門廊上堆著木柴,蓋上了防水布,四角仔細地用石頭壓緊了。一隻狗睡在柴堆旁邊,蜷成一個黑褐色的球。
  
  一隻椋鳥突然啼叫,雅克嚇了一跳,差點從樹上摔下來。狗汪汪吠叫起來,向松樹跑來。木屋的門開了,一個人影出現在那裡,雅克剛開始以為他拿著掃帚,隨後才意識到那是一把獵槍。男孩死死抱緊了樹枝,臉貼在粗糙的樹皮上,祈禱陌生人不會看見自己。
  
  “阿尼卡。”陌生人說。
  
  狗安靜下來,雅克聽見靴子踏在落葉上的沙沙聲,他會以為只是鳥兒,男孩數著自己的呼吸,四次,這才小心翼翼地往下看,肯定沒有看見我。
  
  “下來,小傢伙。”拿著獵槍的人直直地盯著雅克。
  
  他順著樹幹滑下去,樹皮擦破了掌心,雅克拽了拽臟兮兮的毛衣,低著頭,縮起肩膀,就像被母親發現他偷吃了全部榛果小曲奇時那樣。
  
  “只有你一個人嗎?”拿著獵槍的人問,他的法語不太自然,好像故意修剪過,去掉了棱角,聽不出是什麼地方的口音。
  
  “我在找我的貓咪。”
  
  “我沒有問你在這裡做什麼,我問你是不是一個人。”
  
  “是的。”
  
  狗繞著雅克走了一圈,嗅他的手和褲子。拿著獵槍的人蹲下來,以便看著雅克的眼睛,男孩留意到他的額頭上有一道很淺的疤痕,在松樹的陰影裡,陌生人的眼睛是墨綠色的。“你叫什麼名字?”
  
  “雅克。”
  
  “我是亞歷克斯。聽著,雅克,你的貓也許在別的地方,如果他曾經出現過,阿尼卡會知道的。”亞歷克斯瞥了一眼陰影幢幢的樹林,“有人知道你跑到這裡來了嗎?”
  
  男孩搖搖頭。
  
  “別和其他人說起,好嗎?我的朋友病了,他需要時間休養,不想受到打擾,你聽懂了嗎?”
  
  男孩點點頭。
  
  亞歷克斯站起來,“走吧,小傢伙,天快黑了。”
  
  男孩衝進樹林裡,沿著傾斜蜿蜒的小徑一路往下狂奔,一次也沒敢回頭。
  
  雅克沒有向任何人提起這件事,母親留意到他擦破皮的手掌和沾滿泥點的褲子,但沒有說什麼。晚餐是灑了粗鹽粒的馬鈴薯泥和廚房裡剩下的烤雞,雅克的父親經營著村子裡唯一一家酒吧,總會有些剩餘的烤肉和甜點。雅克連布丁也沒吃,比平常更早回到臥室裡,用枕頭和毯子給自己搭了個帳篷,躲了進去。他能聽見收音機的聲音,一首顫抖的舞曲,母親走來走去,木地板嘎吱作響。“雅克怎麼了?”父親問。
  
  “貓不見了。”母親回答,從語氣里雅克就能聽出來她皺著眉,“這是你的錯,伯努瓦,我兩個星期前就叫你把紗門修好的。”
  
  沒有回答,一陣靜電雜音,頻道換了,一個聲音疲乏的主持人在談論天氣,山區接下來還會有雪,整個上薩伏瓦省都不能放鬆警惕。似乎突然意識到他再也見不到貓咪了,雅克抱著枕頭,哭得喘不上氣,畢竟對於一個八歲男孩而言,這也許是最接近世界末日的事了。
  
  2.
  椋鳥又叫起來了,不能確定是不是前天的那隻。清晨下過雨夾雪,山路濕滑,這條小路已經許久沒有人走過了,快要消失在低矮多刺的灌木之間。狗比他跑得快,已經不見踪影。靴子在佈滿苔蘚的岩石上打滑,海因斯停下來喘了口氣,把袖子捲到手肘,繼續往上攀爬。山風捲來了松脂的氣味,從他站著的地方,木屋清楚可見,但霧氣遮住了山腳的村子。
  
  他還沒走近就知道好幾天前布下的套索有收穫了,阿尼卡興奮地繞著圈,尖耳朵高高豎起。一隻野兔,後腿被收緊的鋼絲卡住了,安東抓住那隻掙扎不已的動物,擰斷了它的脖子。
  
  “你醒得比啄木鳥還早,有人這麼告訴過你嗎?”
  
  “你。”狗湊近了兔子,安東輕輕把她推開,“說過好幾次。”
  
  “一般而言,病人應該待在床上,而不是一大早在外面謀害野兔。”
  
  “我不是病人。”
  
  “傷患。”
  
  “痊癒了,並且給你提供了晚餐。”安東晃了晃獵物,兔子的後腿軟綿綿地擺動。
  
  “如果情況需要,我能為自己提供晚餐,謝謝你。”
  
  “那我假設你會從今天開始只吃罐頭?”
  
  “前提是'如果情況需要',沒理由放棄已經到手的兔子。”
  
  安東想繼續說些什麼,搖搖頭,放棄了,把獵物塞進布袋裡,這是他們在木屋的工具棚裡找來的,墊在斧子下面,帆布上的陳年血跡已經變成了黑色的斑塊。安東向磨蝕的石階走去,但海因斯抓住了他的手肘,讓他站住,“把槍給我。”
  
  “我沒有帶槍。”
  
  “我們談過這件事了,在你的肩膀康復之前,別跑出來扮演山野遊騎兵。”
  
  “槍不在我身上,我甚至不知道什麼是'遊騎兵'。”
  
  “安東·安德烈耶維奇。”海因斯把他推到旁邊的一棵松樹上,手探進他的外套裡,摸到腰間,從皮套裡抽出那把引起爭議的武器,“在克格勃待了那麼多年,卻還是學不會說謊。”
  
  “必要的預防措施。”
  
  “預防什麼,前天那個男孩?”
  
  “顯然。”
  
  “只是個嚇壞了的小孩,在找走失的貓。”
  
  “換作是你,要監視兩個藏在山里的逃犯,你會怎麼做?”
  
  海因斯側過頭,假裝在思考,“找一個臟兮兮的小孩當我的眼線,每天付他一塊巧克力作為酬勞,但這不是重點。”
  
  “而重點是?”
  
  “不要太疑神疑鬼,你可不想變成那種把槍放在枕頭下的被害妄想症患者,不是嗎?”
  
  “你的意思是不要變成你。”
  
  “我從來沒有把槍放在枕頭下。”
  
  “在波恩的時候。”
  
  “當時我需要提防一個蘇聯間諜。”
  
  “而現在?”
  
  他們靠得很近,互相看著對方,直到海因斯移開目光,收起槍。“現在我們該回去了。”他伸手整理了一下安東的衣領,“我需要咖啡。”
  
  3.
  預料之中的雪從中午就開始下了,雅克趴在窗邊,指揮騎兵隊攻擊一隻巨大的毛絨兔子,這些木頭玩具都掉漆了,指揮官的旗子也不知所踪,但母親拒絕給他買一套新的;況且這套漂亮的玩具是外祖父從里昂帶過來的,在這個沉悶的小村里根本找不到。
  
  酒吧里坐滿了人,雪天總是這樣的,人們想喝加了肉桂和橘皮的熱紅酒,順便把咀嚼過許多次的談資拿出來,津津有味地重新分享一次。收音機開著,音樂淹沒在嗡嗡的談話聲裡。門打開了,不平整的門扇互相碰撞,砰的一聲。雅克指揮木頭騎兵們在兔子麵前排好隊列,拿著長槍的指揮官帶頭衝刺。
  
  酒吧里安靜了下來,一陣壓低的、含糊的招呼聲,隨後收音機也關上了,這不太尋常,雅克放下騎兵,躡手躡腳地離開臥室,走到樓梯上,從欄杆的縫隙裡往下看。
  
  警察來了。村子裡的警察局事實上是教堂出借的木工棚,略微改建了一下,修葺了窗戶和牆壁,門上加了一把掛鎖,兩個睡眼惺忪的警員終日坐在堆滿文件夾的長桌後面,像一對做工粗糙的木雕。雅克認出了大塊頭尼古拉,麵包店老闆的兒子,才三十二歲,頭頂的禿斑已經比手掌還大了,在燈泡下泛出油光;站在旁邊的是他的搭檔讓-菲利普,戴著眼鏡,像幽靈一樣蒼白。另外還有兩個西裝革履的陌生人,除了葬禮和婚禮,雅克從未見過村子裡的人穿西裝。
  
  “這兩位先生從巴黎來,”尼古拉開口,“他們在找兩個犯人——兩個蘇聯間諜,安靜點!這可不是什麼值得大肆宣揚的事。”
  
  驚訝的低語聲許久都沒有停息,雅克在樓梯上挪了挪,從欄杆縫隙裡探出半個頭。“從巴黎來”的其中一位先生從公文包裡取出幾張照片,交給雅克的父親,他琢磨了一會,遞給牧羊人拉瓦勒先生,隨後又轉手給開肉店的迪格努先生。照片緩慢地在酒吧里轉了一圈,回到“從巴黎來”的先生手裡。
  
  “天氣好轉之後我們希望上山搜查,當然是在警方的允許之下,”從巴黎來的先生看了大塊頭尼古拉一眼,後者顯然感到自己責任重大,挺起了胸膛,“如果各位想起了什麼線索,請告訴我們。如果發現了他們的行踪,也請告訴我們,這兩個逃犯有武器,非常危險。”他的口音和亞歷克斯相似,太過規整,以至於不太自然, “我們不想有任何意外,不是嗎?”
  
  雅克悄悄地離開樓梯,回到臥室,關上了門。
  
  4.
  “下雪了。”安東說,嘴唇貼著海因斯的後頸。
  
  沒有回答,他的朋友似乎睡著了,赤`裸的背貼著他的胸口。熊熊燃燒著的木頭和炭塊在壁爐裡發出微弱的劈啪聲。風雪搖撼著窗戶,玻璃在木框裡顫動,喀喀作響。狗蜷縮在鋪了軟墊的藤籃裡,覆蓋著淺色短毛的肚子隨著呼吸起伏。壁爐前的厚地毯很暖,海因斯稱之為“一小片長毛絨天堂”,他們躺在那裡,蓋著同一件大衣,像一對冬眠的動物。放在地板上的瓷杯在他們早前的活動中被碰翻了,咖啡倒了一地,浸濕了地毯邊緣和丟在一邊的褲子。
  
  安東研究著他的疤痕,從肩膀到腰側,先是用手指,然後是舌頭和嘴唇。海因斯在他摸到大腿內側的時候抓住了他的手腕,“你似乎非常忙。”
  
  
  收音機還開著,信號被大雪阻斷了,只剩下單調的靜電噪音,沙沙作響。
  
  5.
  雅克在深夜醒來。
  
  這不是深夜,他逐漸意識到,是清早。積雪蒙住了玻璃,陽光變成一種黯淡的灰藍色。樓下嘈雜不堪,男孩穿上外套和毛絨拖鞋,走下樓去。
  
  大半個村子都來了,每個人都穿得很厚實,一排獵槍整齊地靠在吧台上,就像去年冬天幫拉瓦勒先生尋找丟失的綿羊時那樣。雪變小了,他們要到夏季牧場去尋找那兩個蘇聯間諜,那裡有一棟石砌小屋,牧羊人拉瓦勒先生整個夏天都會住在那裡,九月底再回到村子裡來。大塊頭尼古拉和從巴黎來的兩個先生一致同意,那是逃犯理想的藏身地點。
  
  父親從廚房裡出來,用舊圍裙擦了擦手,把雅克帶到最大的長桌旁邊。“和媽媽待在一起。”他說,解開圍裙,戴上帽子,到尼古拉那邊去了。
  
  “你想吃榛子醬煎餅嗎?”母親問。
  
  雅克爬上高背椅,“想。”
  
  幾張零散的紙攤在餐桌上,雅克對它們不感興趣,也看不懂。兩張郵票大小的照片貼在紙的右上角,雅克湊過去,就著吊燈的光線仔細打量,第一張照片是個嚴厲的陌生人,就像這輩子從來沒有笑過。而另一個,雅克瞇起眼睛,揭開糖罐,把一塊方糖放進嘴裡,“媽媽,我見過這個人。”
  
  煎餅在平底鍋裡滋滋作響,“誰?”
  
  “這個。” 雅克指了指通緝犯的照片,突然意識到周圍的說話聲都停止了,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他身上,男孩的聲音小了下去,並不比老鼠的叫聲更響, “他叫亞歷克斯。”
  
  6.
  狗豎起了耳朵,站在門廊上,一動不動,像凝固了一樣,過了不久就開始吠叫,不安地繞著圈。海因斯丟下雪鏟,抓住項圈,揉了揉狗的頭和脖子,“好的,我聽見了。阿尼卡,你得安靜點,好姑娘。”
  
  狗安靜下來,喉嚨裡發出忿忿不平的低吼。海因斯走到“陽台”的邊緣,俯身去看傾斜的岩壁和被大雪覆蓋的山間小路。起先他什麼都沒有發現,隨後,在枯萎灌木的縫隙裡,他看見了山路上的影子,十幾個,像一群向著方糖進發的螞蟻。
  
  “你知道這意味著什麼嗎?”
  
  阿尼卡歪過頭。
  
  “這意味著度假結束了,但我們總是可以找到一個新窩的,不是嗎?”
  
  狗搖起了尾巴。
  
  他拍了拍手上的泥,回到木屋裡去了。
  
  7.
  當大塊頭尼古拉踹開門的時候,壁爐裡的火還沒有熄滅,炭塊悶燃著,在木屋的昏暗中發出幽暗的紅光。
  
  他們把這棟陰鬱的木屋里里外外搜了一遍,繼而搜索了周圍的樹林,一無所獲。失望之下,他們繼續跋涉了一個半小時,把荒涼空曠的夏季牧場也搜了一遍,唯一的收穫是一隻奶油色的貓,躲在石屋冰冷的壁爐裡,餓得半死。這群疲憊的獵人把貓帶回了酒吧,交給了雅克。從巴黎來的兩個先生臉色鐵青,再也沒有說過一句話。
  
  晚飯過後雪又下起來了,在喝完最後一輪熱紅酒之後,村民們得出了一致的結論,這所謂的追捕,不過是又一場增添笑料的鬧劇罷了。
  
  
  
  
  番外篇完
  
  
  番外篇02 - Dusk
  
  
  “還有一件事。”尼古拉姨父說。
  
  安東已經走到結冰的碎石路上了,拎著一個孤零零的提包,裡面塞著布料樣品。他告訴尼古拉姨父自己是個紡織品推銷員,需要把這個角色演好。石子在鞋底咔嚓作響,他重新穿過凍硬的泥地,跟著這個年老的牧馬人回到房子裡。狗不認識他,自始至終在吠,齜起牙齒,繃緊了栓在項圈上的鐵鍊。
  
  他重新穿過童年時的居所,熏黑的壁爐,光亮的銅茶壺,油膩的木桌和覆蓋在厚厚灰塵下的聖像。尼古拉姨父從來不是一個高大的人,在這片疏於打理的昏暗中,他看起來比安東記憶中的任何時候都要矮小,白髮稀疏,一邊肩膀垮塌著,好像提著什麼看不見的重物。他走進臥室裡,出於禮貌,安東停在門口,看著他在櫃子裡翻找。
  
  “這裡。”尼古拉姨父遞出一個比手掌略大的方形餅乾盒,盒蓋邊緣都是磕碰出來的凹痕,“她想把這個給你。”
  
  裡面是一枚生鏽的胸針和一張照片,安東把首飾撥到一邊,拿起照片。它捕捉到了模棱兩可的一刻,上面的人似乎未能決定要不要露出笑容,目光游移,帶著凝固的疑心。他翻轉照片,有人在右下角用鉛筆寫了年份,1937,沒有名字。
  
  “你的母親。”尼古拉姨父說。
  
  一個陌生人,對安東而言。他把照片放回原處,蓋上盒蓋,“謝謝。”
  
  “那時候是八月,她們第一次去莫斯科,奧爾加和你母親。”
  
  他不知道該說什麼,只好點了點頭。
  
  “奧爾加會希望由你保存這張照片,她如果來得及——”
  
  “我該走了。”安東打斷了他,“在天黑之前。”
  
  對方點點頭,看起來有些難堪,安東想說些補救的話,但不知道應該從何開始。他也許說了再見,也許沒有,尼古拉姨父這一次沒有送他出去。凍霧像帷幕一樣落下,太陽遙遠而疲乏,被稀釋的光線勾勒出遠處森林的陰暗輪廓。汽車停得很遠,因為他聲稱自己是坐火車來的,畢竟這才是推銷員應該使用的交通方式。
  
  安東把行李扔到副駕駛座上,花了十多分鐘才發動了引擎。暮色像是要淹沒這輛孤零零的車似的,洶湧而來,原先是一種通透的灰藍色,然後變成慘淡的灰色。農場早就從後視鏡裡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茫茫無盡的曠野。車載收音機找不到信號,不管調到哪個頻道都只有白噪音。一段枯乾的河床從路的右側出現,轉了個彎,向遠處延伸。安東把車停在路邊,雙手放在方向盤上,聽著引擎空轉的低沉聲音。過了一會,他戴上圍巾,從提包裡取出餅乾盒,下車。
  
  積雪比他想像中要深,而且充滿欺騙性,有些地方是隆起的石塊,另外一些地方卻深及膝蓋。傾斜的河岸邊有幾棵瘦弱的枯樹,周圍的雪新鮮鬆軟。安東把盒子埋進雪裡,踩實。他背負著的幽靈已經太多了,無法再帶一個。
  
  車頭燈亮著,刺穿逐漸變深的暮色,凜冽的冷風夾裹著雪粉,拉扯著他,像一雙不耐煩的手。他向那點孤單的亮光走去,因為寒冷而低著頭。
  
  ——
  
  華沙那邊再沒有任何消息。俄文報紙隻字不提被槍殺的蘇聯叛逃者,歡快地報導莫斯科芭蕾舞團巡演。英文報紙早就被軍情六處笑容可掬的聯絡官和他的美國同僚們扼住咽喉,套上了項圈,含糊地引用了一位“未具名的知情人”,說一個隨烏克蘭商團來的貿易代表意外死亡。唯有法文報紙使用了“槍擊”一詞,仍然沒有提及除了蘇聯人之外的另一個受害者。
  
  東柏林聯絡站藏在一棟回音重重的水泥建築裡,戰後臨時搭建的倉庫,短暫地被改成住宅,後來又改了回去,顯得不倫不類。磚牆把倉庫切成並不整齊的四份,分別租給了不同的公司。安東每天早上騎車到這裡來,推開掛著“安卡拉布料貿易:土耳其掛毯及各類紡織品”銅牌的那扇門,把單車推過被布料樣品和打字機咔嗒聲淹沒的辦公室,抬下一小段樓梯,那裡還有一扇門,寫著“貴重地毯存放,進出需登記”,由一個睡眼惺忪的警衛看守,安東出示他的證件(“B. 里克特,資深推銷員”),把單車搬進去。
  
  門後面就是另一個世界了,他和海因斯的世界,捷爾任斯基廣場11號的世界。東柏林站有兩個譯碼員兼翻譯,如無必要,絕不和盧比揚卡的孩子們說話,可能是出於政治上的謹慎,也可能是見多了來來去去的間諜,把他們看作不長久的易耗品。除了負責竊聽的伊戈爾·謝爾蓋耶維奇·伊薩耶夫,他不認識任何人。彼得有效地把他從舊情報網中剝離,安東不能聯繫波恩和伯爾尼的線人,至少無法在不引人注意的情況下這麼做。
  
  “美國人把嘴閉得很緊。”當他繞了許多個彎,終於問起華沙事件的時候,伊薩耶夫回答。那是個多雲的三月下午,他們在栗樹的陰影裡抽煙,倉庫旁邊這一小片荒地一直掛著待租的牌子,始終無人問津。
  
  “但是?”安東問。
  
  “但是,一個好事的法國記者,碰巧有個相熟的餐館侍應,這個侍應的弟弟是大使館的波蘭語翻譯。”伊薩耶夫衝安東笑了笑,聳聳肩,好像在說你也明白流言機器是怎樣運作的,“他說中情局的人死在去醫院的路上。使館禁止任何人談論這件事,但是他的朋友,一個法語翻譯,碰巧在機場接奧賽碼頭(*01 )派來的政治特使,聲稱自己看見一個棺材被運上飛機。”
  
  “道聽途說。”
  
  “可靠的道聽途說。”伊薩耶夫拍掉落在袖子上的煙灰,“這是我的工作。”
  
  安東沒有冒險再問下去,他對任何人說任何一句話都極有可能被記錄下來,送到彼得的辦公桌上。伊薩耶夫抱怨劣質煙草害他咳嗽,用鞋跟碾滅煙頭,回到開著暖氣的辦公室裡去了。安東又點了一支煙,側過身,擋住從西面吹來的,夾雜著煤煙氣味的冷風,假裝沒有留意到自己的手在發抖。
  
  ——
  
  這不是他第一次來柏林,上一次他去的是牆的另一邊,參加一次無疾而終的換囚談判,就像所有類似的非正式談判那樣,裹在閃閃發亮的外交包裝紙裡,裝飾著鮮豔的、名為“文化”的緞帶。彼得毫無疑問是這場談判的主角,而他則是“後備方案,以防萬一”。
  
  米切爾·普利斯科特顯然有同樣的想法,因為他也帶了後備方案。
  
  “新領帶。”海因斯評論道,從長桌上拿了一杯新的香檳。
  
  “特殊場合。”
  
  “藍色不適合你。”
  
  “我不記得我問過你的意見。”
  
  “確實沒有,我只是特別慷慨。”海因斯喝完了手裡的酒,樂隊開始演奏一段新的舞曲,“我痛恨這音樂。”他抱怨道,走開了。安東看著他穿過人群,推開宴會廳西側的雙開門,消失在花園裡。
  
  安東等了五分鐘,一點點地抿著酒,留意著彼得。他和普利斯科特坐在最靠近樂隊的桌子邊,悄聲交談,從什麼角度看上去都像一對親密的朋友。幾個芭蕾舞演員從他面前走過,大笑著,絲毫沒有留意到慶祝她們巡演結束的酒會裡混進了外交的陰影。
  
  他放下酒杯,離開了宴會廳。
  
  花園裡滿是潮濕泥土的氣味,樹籬應該不久前才修剪過,切口新鮮,地上散落著還帶著嫩葉的斷枝。這是個溫和的夏夜,離他們上一次在“鳥屋”裡見面才剛過去一個月。安東提醒自己慢一些,不要顯得過於熱切。一截樹枝在他腳下折斷,咔嚓一響,海因斯回過頭來,沖他微笑。安東走到他旁邊,和他一起看著被燈光照亮的噴泉。
  
  “我以為我們應該假裝互不認識。”
  
  “那會是個好主意。”海因斯回答,“但我發現我們都不太擅長實踐好主意。”
  
  酒會的燈光在樹籬的縫隙裡閃爍,枝葉里傳來細微的響動,某種夜鳥,自得其樂地鳴囀了一會,又歸於沉默。他們靠得很近,海因斯注視著他,像是在尋找什麼。安東想像著把手放在他的後頸上,把他拉近,吻他的嘴唇;他們從沒有這樣做過,這不是他們關係的一部分,這界限模糊的關係本身已經太過危險,不應該再往上面加砝碼。
  
  “我們該回去了。”海因斯移開視線,後退一步,拉開了兩人的距離,“免得上司們在無人看管的情況下殺死對方。”
  
  “那會給我們節省很多麻煩。”
  
  海因斯又笑起來,安東思忖著是不是酒精讓他如此不吝惜笑容。海因斯拍了拍他的手臂,停留時間比社交禮節允許的更長一些。
  
  “晚安,安東·安德烈耶維奇。”
  
  ——
  
  最後還是伊薩耶夫提供了線索,意外地。1971年春天,那時候莫斯科和華盛頓已經為羅傑·坎普爾和被擊落的偵察機爭吵了整整一年,先是在伊斯坦布爾,大使之間三次氣氛僵硬的私下會面,隨後移交更高級別的官員,隨SALT(*02)代表團一起遷移到赫爾辛基。安卡拉站要求柏林站提供一個政治參讚的竊聽記錄,伊薩耶夫向安東抱怨額外的工作,把伊斯坦布爾的外交通訊錄砸在他面前,指著首字母G那一欄,問他知不知道這位“格里芬先生”在柏林用過的工作名。
  
  在那一頁的右下角,H那一欄的第二個名字,是海因斯C.,初級助理。
  
  他也許呆住了,伊薩耶夫打了兩下響指,催促他回答。
  
  “不,抱歉。”他把通訊錄還給同僚,“我不認識這個人。”
  
  “你看起來像是犯了心髒病。”
  
  “我很好。”安東向他保證,“不能再好了。”
  
  ——
  
  這並沒有改變任何事,他這麼說服自己,躺在硬邦邦的單人床上,看著天花板的水漬。這間窄小的公寓靠近鐵路,每隔一個小時就會隨著呼嘯而過的夜班列車而震顫。波恩就像一個發生在別人身上的故事,輪廓模糊,難以定義好壞。在柏林的深夜裡,他甚至不能確定這個故事是否存在過。
  
  已經結束了。他想,閉上眼睛,落幕,結案,封存卷宗。
  
  遠遠地,從鐵軌連接著的黑暗深處,傳來了汽笛的聲音。
  
  ——
  
  然後是1972年四月。
  
  他本不該到伊斯坦布爾去的,原本是路線是基輔到塔林,為此他帶著那本已經磨出毛邊的舊波蘭護照。火車在伊斯坦布爾只停靠五分鐘,安東在最後一刻下了車,換了一本匈牙利護照,混在一群神色疲憊的烏克蘭人裡入境。
  
  他找到那間有藍色信箱的房子時,天已經快黑了,但路燈還沒有亮起,陰影互相重疊,呈現出一種渾濁的灰藍色。空氣裡滿是番紅花、污水和油脂混合的味道。他在街角等著,安全地藏在一家書店凹陷的門洞裡。
  
  他沒有等很久,差五分鐘到六點,他的朋友在街道對面出現,在斜坡底部停下來,點了支煙,火光短暫地照亮了他的臉。他又戴上了眼鏡,就像四年前在波恩時那樣。安東下意識地往前走了兩步,又停下來,看著海因斯摸索鑰匙,開門,消失在釘著藍色信箱的房子裡,一盞燈亮起。
  
  安東看著發出微光的窗戶,在迅速熄滅的日光裡,它顯得尤其溫和。鐘聲敲響,暮色降臨在海峽上,像只張開翅膀的巨鷹。他轉身離開,並沒有回頭。
  
  
  番外2完結
  
  
  注1:法國外交部位於奧賽碼頭(Quai d'Orsay),因此奧賽碼頭成為外交部的代稱
  注2:限制戰略武器談判(Strategic Arms Limitation Talks),1963年由美國和蘇聯啟動的談判(早期談判在赫爾辛基舉行),旨在限制核武,該談判至今仍在美俄之間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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